“如果对此种愈演愈烈的风气不加制止的话，恐怕全国重要的文物单位，只要是收入好的都将陆续被旅游公司兼并，那整个文物行业岂不被肢解了吗？”去年年底，88岁的中国著名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得知河南嵩山少林寺的门票经营权等嵩山少林景区资产，要由一家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来统一经营，并准备上市。情急之中，他手执毛笔，上书温家宝总理。（6月27日《瞭望》新闻周刊）
善待和保护民族传承和古代文物建筑，这原本是文物部门的职能，但这一“职能”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知，不是由各级文物保护部门提出来、不是由文物保护部门的官员向总理上书，这其实正曝露出部分文物部门在如何保护古文物、建筑遗址等方面，保护意识的薄弱与匮乏。想想这些，文物部门应感到羞惭和汗颜。
文物保护问题由来已久，尤其是近数十年来，各地各类文物因保护不当或盲目开发，而导致文物被损毁、被破坏的深刻教训屡屡上演。究其原因，一方面与社会整体不良风气有关。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唯利是图、唯GDP是从，为了所谓的旅游经济和看得见的收益，真正最应该搞好的文物保护被官员抛之脑后。金钱化、利益化当头的经济发展过程，是会冲昏官员头脑的。另一方面，却与文物部门“不作为”有关。有文物部门或许会“喊冤”，会声称自己职能如何如何薄弱、法律法规不太强势、受制于地方领导等等。但这只是表面和客观阻力，从主观上说，文物部门“尽力”了吗？多少年来，人们常听到和看到的是，一些有良知的社会公众或专家为了什么什么的“开发”、“破坏”而痛心疾首，我们听到过哪个文物保护部门“痛心疾首”的吗？
这位88岁的老专家断定90年代文物破坏堪比文革，那么，这么多年来的肆意而妄为破坏之风，是如何形成的？原本应“冲”在保护第一线的文物部门在干什么？即使在工作中遇到阻力，文物保护部门有没有凭着一份对社会和历史负责的良心去大胆抵制？像有良知的老专家教授那样“奔走呼号”？至少，一个铁的事实是——以一个公民、职能部门的强烈责任心去总理上书的，是老专家而不是文物部门。这不能不让人怀疑，文物部门是否真正的为此“有为”和去“有所作为”了。
保护祖宗留下来的宝贵文物和遗产，需要法律和制度护航，但笔者以为，这都不是主要的，关键之关键还是要重塑社会公众、地方政府和官员的那份“保护底线”。说是“保护底线”，其实与社会道德底线有关。即使没有法律严格约束，一个现代人拿着祖宗的遗产不当回事，将国家级遗址保护文物大理龙首关很随意地“开墙就开墙”、说“破肚就破肚”，一个传承数千年的“情人湖”说填就真给填掉了，从人伦常识和道义上讲，这是现代人应该干的事吗？法律不是万能的，法律之外的漏洞太多太多，保护文物也不能仅指望法律。因此，我认为在加强法律保护的同时，还是让开发商、旅游公司尤其是地方政府官员有一定的“羞耻心”。而地方官员最能体现保护文物“羞耻心”的敏感神经正是文物保护部门——一个连自己的职责都不清楚的部门，一个连自家院子都看不住的部门，制度和良心“失守”实是必然。这或是这名88岁的老人上书总理要求文物保护，带给各级文物保护部门的最大警醒和价值。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