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2010国际都市圈发展论坛”上，上海交通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相关专家指出：上海的城市体系在18个都市圈中最完整，经济总量最大，并立足长三角形成最开阔的腹地，以目前GDP维持在8%到10%的增速推算，到2018年，上海将超越东京，成为世界第一城市圈。(6月14日中新网)
类似这种超越某某发达城市、发达国家而成为“世界第一”的新闻，近来时有耳闻。比如前不久，各大媒体均登载了“2030年中国GDP打败美国称霸全球”的消息，文章援引日本内阁府发表的统计报告指出，中国GDP在全球所占比率，预测将由2009年的8.3%，大幅增至2030年的23.9%，从而取代美国，跃居全球首位。此前中南某大城市市长曾豪言：用3到5年时间，使该市环境达到新加坡标准。
如果说美、日等发达国家纷纷放言中国经济将长期向好，多多少少还带有一些预测成分的话，则我们自己在对未来的期许上，则更多了些盲目的乐观与斩钉截铁的认定。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丝毫也不怀疑上述“第一”、“首位”的可能性与真实性，我们务必需要清醒的，是诸多“第一”、“首位”的实际价值与意义以及对其过分渲染、昭彰所造成的掩饰、淡化深层次矛盾的问题。
依中国目前的GDP总量来说，我们实则已经进入到了世界前几位的行列，争这个第一不第一，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及民众的实际意义，委实不大。同理，依上海目下摩天大楼鳞次栉比的繁华度而言，将要是或已经是“世界第一”，对于人们实际生活的改变，同样看不见、摸不着。而3至5年后某大城市能够堪比新加坡，无疑更像是在空喊口号。
“第一”、“首位”泛滥、喧嚣，注定会遮蔽如下事实：中国的GDP就要成为世界首位，而目前人均GDP在世界的排名，却位列百位之后；中国贫富分化加剧，已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一份调查报告更显示，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其他诸如行政成本世界最高、环境可持续指数在144个国家、地区中排名133位等等数据，更是不容人有丝毫的乐观。
如此说来，我们目前要做的，不应是张扬虚幻的“第一”、“首位”，而是要明了事实上各项工作、各项指标与世界发达国家、先进水平的实实在在的距离与差距。我们要做的不是弹冠相庆、出豪言“放卫星”，而是居安思危、锐意变革。
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地方、一些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出于个人政绩与升迁的考虑，喜欢粉饰太平、报喜不报忧，坐井观天，好大喜功，更多的是掩盖而不是解决问题、矛盾。具体来说，就是喜欢大搞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及“亮化工程”、“美化工程”等等。好端端的房子，大片拆迁重建；好端端的路面，三天两头破膛开肚重修；各类城市房奴、蜗居者日渐增多，工薪阶层买房难于上青天。城市固然越来越现代化，社会矛盾却同样与日俱增，且多已盘感错节，无从盘整、打理。一些地方对上述种种的负面效应置若罔闻，依旧奇招迭出，省域、县域、乡域内，皆各自争创“第一”、“首位”。此行政思维与工作方式，可以说与精打细算、量入为出以及实事求是、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相去甚远，甚至可以说背道而驰；与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服务民众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如此“第一”、“首位”，又凭什么能让人们生活得更美好？
当GDP成为衡量一个地方重要的、唯一的政绩指标时，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破坏生态环境、浪费资源、牺牲民众健康及至生命的野蛮的、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此“发展”的代价可谓惨重而无以弥补。这样的GDP追求，是在以私利代替公义，以大量的浪费获取蝇头小利，以眼前利益取代长远发展。并且，在政绩及利益的驱使下，难免会造成一些地方在GDP指标中大肆造假。据媒体披露，“九五”期间，安徽阜阳的GDP增长实际上为4.7%，当地领导却把GDP增长定为每年22%！据言当地领导的“心理价位”是每年增长28%！而前几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上一年度全国GDP数字，竟比各省、市、自治区报上的数字总和少了15000亿元，几乎相当于当年北京市GDP总量的5倍！如此GDP数据增长，与“大跃进”何异？其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内伤，短时间内又何以平复？
考察一个城市、一个地区是否文明、进步、发展、和谐，应看其收入差距、贫富差距是否过大；看当地普通民众的平均生活水准、社会风习以及行政举措是否被民众认可；要看其行政作为、行政效率、管理理念、工作作风以及官员的廉洁度是否与发达国家、城市接轨。具体来说，要看看当地的楼价多少、菜价几何，要看看普通民众是否存在入学、入托难，是否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安居乐业，还要看看当地的空气是否清洁、水质是否达标、环境是否宜居。除此之外的任何所谓“第一”、“首位”，均大值得质疑、推敲。穿靴戴帽式的“第一”、“首位”标榜，更当尽早摒弃。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