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全国总工会4日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工会建设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用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工会要全力推动在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等非公有制企业组建工会，把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职工组织到工会中来（6月6日 《扬子晚报》）。
我注意到，全总《通知》要求各级工会要加大工作力度，推动企业工会组建工作深入开展，做到哪里有职工哪里就有工会组织，哪里有工会组织哪里就有工会作用的发挥。深入推进“双措并举、二次覆盖”工作，实现对更多小型非公企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应当说，在当前一些地区企业尤其是非公企业劳资关系呈紧张恶化走向的情势下，发出这一通知完全必要十分及时。
我的问题是，工会作为劳工维权的自治组织，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绝非仅仅看其数量有多少，而是更要看其究竟是否发挥作用、发挥了多大作用。换言之，工会如若守土有责不辱使命，真正成为工人的“娘家人”“代言人”，并能主动参与劳资博弈为工人代言维权，保障了劳工权益，化解了劳资矛盾，当然数量多多益善；然而假如工会成为“橡皮图章”“稻草人”“聋子的耳朵，做做摆饰”，可多可少可有可无，则让工会功能硬起来比工会数量多起来更紧要！
不庸讳言，当前不少地方企业工会的作为离“不辱使命”要求和我所谓的“硬起来”还差一大截子。近日本田零部件工厂的罢工与世界上最大电子产品代工商富士康的员工自杀事件，引发外界聚焦质疑中国劳工的工作条件。我注意到，除了由此触发有识之士反思，某些地区经济发展以低薪水低人权促成的低端出口经济增长模式须要转型升级外，这些劳工事件也从某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工人尤其是农民工在当下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弱势和不平等地位。自然，由此衍生的讨论也转向检验质疑工会在维护工人权益尤其是争取合理待遇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和作为。我不敢说在相关事件中当事企业工会未能发挥作用；当事企业工会恐怕也不敢说在事件中已经完全做到守土有责不辱使命。
事实上，近期的劳工事件也佐证了一些企业工会的硬不起来。由于在迅速嬗变的经济发展景观中陷入转型困境的工会难以真正意义上有效代表工人权益，客观上倒逼工人自发组织维权行动的倾向日益强化。近期接二连三的独立罢工行动大抵印证了这一点，而这些员工在没有工会力量支援驰助的情况下，加薪等诉求成功获得资方让步接纳，也预示着工人工会外影响力增强的新趋势可能已然显现。在我眼中，频发的劳工事件一方面在挑战现有管理体制，另一方面也折射佐证了一些企业工会的软弱无力。
公允而论，工会在维护工人权益尤其是争取合理待遇方面所扮遇的角色错位和作为尴尬既有态度能力的主观导因，更有制度体制和管理机制局限的客观本因。在当下体制下，《工会法》规定，所有工会都必须加入官方色彩浓厚的总工会。目前工会领导层组成主要沿用委派制，而非从工人群体中直选产生，工会领导的背景与基层工人有看得见的距离。受人“乌纱帽”和端人“饭碗”的工会主席们为工人维权“心有余力不逮”，也许不得不“吃家饭，拉野屎”。企业工会运作过于行政化且倾向资方既是老话题，又是被劳工事件持续赋予新意的新话题。
因此我想，与推动企业工会组建工作相比，让工会硬起来比工会多起来更紧急。要让工会硬起来，就要在制度上保障工会主席经由工人民主选举产生，确保工会在集体协商中发挥代言博弈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让企业工会真正硬起来，进而才能避免企业工会在新时期劳资关系中遭遇逐渐被边缘化的尴尬命运。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