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北京市政府发布消息，已实施一年的“区域尾号限行”措施将继续实施，实施期限为2010年4月11日至2012年4月10日。
限行“继续实施”的结果尽管在人们意料之中，但纵观新政出台过程，撇开长期限行措施本身合法性问题不说，仅从现代法治所特别强调的“看得见的”程序正义——也是最低限度正义上来说，新政起码存在以下疑惑，需要回应。
其一，限行新政为何缺了公众参与？
昨天，第二轮尾号限行评估报告业已发布，可报告刚出笼，还未交付公众讨论，限行就再次“上马”，且一下延长两年，对公众来说，这无疑有一种“被决策”的感觉。这种突然的决策，让民众着实难以接受。
限行作为公共议题，在措施制定、论证、选择过程中，理当保障公众的有效参与，不仅参与程序要公开、公平、公正，信息充分披露和分享，而且方案从拟定到选择必须考虑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
不论在今年北京市“两会”上，还是在全国“两会”上，有关官员曾明确表示，限行是否继续，还是要多听、多尊重大家的意见。这些体现现代行政参与和合作精神的温情话语还“言犹在耳”，却在看不到任何公众参与程序的情况下，继续限行的政策便出台了。为什么没有公众的参与？这个问题关乎政府的诚信。
其二，限行新政的理由为何仍是“一边倒”？
政府作出对公众不利的决定或决策，全面客观权衡利弊，并公之于众，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有利于防止权力草率和滥用。从2008年10月开始施行的限行措施，一直饱受“理由不充分”的质疑，在经过一年半的实践之后，如果要继续的话，理当有更有说服力的事实和理由呈现出来。但遗憾的是，限行新政没有多少突破，不但沿用过去的“标准”理由，对于限行背后的社会成本，未做全面评估，这让民众如何分辨？
以上这些疑惑，集中体现为决策论证、制定过程中，信息公开不充分，公众参与不足。其实，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政府部门还是习惯于过去“命令-服从”的施政模式，习惯从管理思维出发对公民进行命令或强制，而不是立足于公共服务强调公民的合作和参与。显然，这与服务型政府的理念背道而驰。
当然，强调决策信息的公开和公众参与，并不是要否定限行措施本身，而是重申一条重要的法治原则，即正义不仅要实现，还要以公众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也许，经过公众参与正当程序的“过滤”，孕育出的方案同样不可能尽善尽美，但起码，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行政武断，保障决策理性。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