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华夏血脉，廉洁水平何以竟有如此大的差距？究其原因，正是因为我们现有的制度构建没有把权力限制在应有的界限之内，为所欲为的官员大有人在。在香港，不仅仅是曾荫权，任何人坐在特首的位置上都没有任何呼风唤雨的可能。
香港特区政府特首办日前提供了一份统计文件，详细披露了特首曾荫权从2007年11月至2010年11月之间外出访问的明细安排。四年来，曾荫权外访活动共40次，开支总金额却不足百万港元，节约程度令人惊讶。例如，他于2010年4月9日至10日远赴海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除去往返机票5572元外仅支出了511元，相当于每天仅支出约255元；而他于2008年1月4日赴广州拜会广东省新任省委书记汪洋时，仅花费420元。
能有这么一份廉洁的账单，不能排除的一个原因是，在曾荫权的40次外出安排中，有多达32次是去往内地，住宿费一般由主办单位负担，当然，即便加上合理的住宿费，仍不失其世界水准的廉洁程度。能有这么一份廉洁的账单，显然也不能归功于曾荫权个人品德的高尚，好的制度设计才能保障官员的清廉，漏洞百出的制度必然催生官员的贪腐，在很大程度上，贪污不是个人问题。无疑，高度透明的财政预算对官员，哪怕是对行政长官都起到了有效的约束作用。特首办的备注显示，在2008年6月13日，曾荫权在前往美国休假期间，顺道为香港驻旧金山经济贸易办事处主办的大型宣传活动担任主礼嘉宾，而这次活动的机票钱是曾荫权自己掏的腰包，公私分明程度让人诧异。反观内地，一些官员贪腐的程度实在令人眩晕，即使级别不过乡镇级，其公款开销一掷千金的豪爽与视金钱如粪土的慷慨，估计也足以令曾先生“大汗淋漓”、“诚惶诚恐”。
我们在反腐上没少花气力，相关机构抓个案、树典型，忙得不亦乐乎，高官也判了不少，级别更是越抓越高，可是多年来总体效果不甚显著，不仅预防未见给力，就是现有的贪官污吏，也没能收获应有的教训和震慑。同是华夏血脉，廉洁水平何以竟有如此大的差距？究其原因，正是因为我们现有的制度构建没有把权力限制在应有的界限之内，为所欲为的官员大有人在。在香港，政府花钱，一分一毫都要经过立法会的批准，来自各阶层各行业的议员，对政府的批评往往不留情面。日前，香港政府拨款60亿元申办2023年亚运的申请，就被立法会以14票赞成、40票反对否决。可见，不仅仅是曾荫权，任何人坐在特首的位置上都没有任何呼风唤雨的可能。
不仅如此，为了力证财政预算的透明度，香港政府财政预算案的内容详尽，表述方式浅显易懂。除文字表述外，还辅以许多图表，配有大量的漫画和插图予以形象化的说明，读来饶有趣味。为了满足民众的知情权，香港政府是千方百计要让民众看得懂预算案。相形之下，我们的财政预算案在各个阶层都“看不懂”已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从以前“两会”代表、委员表示看财政预算报告如同“看天书”，到如今中央部门、地方政府在网上晒的预算执行表与预算草案，连专家都说“让人一头雾水”，到权威部门出来回应称账本本来就具有专业性，真让人纳闷，难道财政公开为的就是让人看不懂？
早在1945年，毛泽东同志与黄炎培先生叙话时就指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想象当时毛泽东同志说这番话的时候，是多么自信。然而，时隔不过半个多世纪，我们的一些政府与官员在挥霍公款、奢靡巨贪的时候眼睛都不眨巴一下，而每到要财政公开、财政监管之际，就可笑地称财政预算为国家机密，就含混不清地弄本糊涂账藏头露尾，与昔日的气魄简直天壤之别。说到底，曾荫权的这份出访清单是一部鲜活的反腐教材——— 只要实现制度设计无懈可击、执行机制“无孔不入”和政务信息公开透明，充分发挥公众和媒体的监督作用，反腐工作才会“柳暗花明又一村”。
（责任编辑：张秀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