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对效率的追求又不可避免地以牺牲平等为代价，在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积累的同时也伴随着众多的社会危机，使人们不得不同时经受“现代化痛楚”的煎熬，这促使人们对现代化进程进行思考，有些学者把这种现象叫做“发展困境”，或者叫做“发展性危机”。过去传统的看法是，初次分配主要是注重效率，靠市场来调节。现在看来，初次分配也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初次分配也需要政府调节，需要运用税收等杠杆进行调节，以便形成初次分配中的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这是因为当前富人税负轻，主要不在工薪收入上，而在工薪收入之外的灰色收入、黑色收入方面。因此，加强对个人收入的源泉监控，实现税基透明是关键。
增长或发展的成果如何惠及所有的人们，尤其是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如何形成？经济的不均衡必然伴随着分配不均，使富者更富，穷者更穷。舒尔茨创立了“穷人经济学”，在舒尔茨看来，穷人在进行行为选择时的基本观念与城里人并没有什么区别，造成穷人贫穷的绝不是他们的观念落后，而在于欠发展国家对农业部门的制度性歧视所造成的。换言之，制度安排往往是策略性分配冲突中占较高比例和较强能力集团去努力压制其他集团行为的结果，而不是社会中分散的努力对产权重组及履行承诺的结果。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要取得成效，就得从制度上来减少初始界定的不平等，防止中国经济走进既得利益制度化之路。
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经验来看，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有赖于超越各个阶层利益的国家利用各种合理的社会政策进行必要的调节。也就是说，合理的现代阶层结构的形成需要国家的支撑。没有政府的介人，单凭市场是难以催生出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尤其不可能使阶层间的收人和财富分配差距自动保持在社会各阶层所能承受的限度内。只有把市场的作用与国家的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合理的现代阶层结构发育成一个自然而又自觉的历史过程。因此，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制订切合实际的收入分配政策，应当成为现阶段国家社会政策选择的核心。只有选择合理的社会政策，构建起较为完整的社会政策体系，才能真正为合理的现代阶层结构的形成培育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才能逐渐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最终形成稳定的“橄榄形”社会结构。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