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将至，《人民日报》记者在探访了不同人群生活状态后指出:由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过低，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在拉大，“干得多，挣得少”，制约着百姓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下一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是以工资改革为核心、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提高劳动所得势在必行。
确实，在年终盘点收入的时候常听到人们抱怨，“什么都涨，唯独工资不涨”，试图通过付出更多劳动来提高收入，正变得越来越难。而与此相关的“硬币另一面”则是:有些人想要致富就不能不眼红快钱———如果没有安阳彩民买彩票中三亿的运气，至少也得炒炒股炒炒楼;有些人想要致富就不能不转走捷径———有丁点权力都想要变现为个人利益，有丁点机会都想要通过公关制胜;甚至更“狠一点”———只要能赚到的昧良心也要去赚，只要能搞到的犯点法也要去搞。
面对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人民日报》的报道看到了“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的巨大差距，提出应该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所得”比例的观点。其初衷虽好，但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如此简单地评述提高劳动所得多少有点“纸上谈兵”。企业职工的工资，岂是谁能随便“勒令”上涨的吗?
笔者认为在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费率的大问题面前，提高劳动所得不仅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大关键，更不是最可操作的问题领域。比如，在公共福利保障上的福利兜底和福利倍增，就要远比提高劳动所得更为可行。住房、医疗、教育、社保等方面公共投入的增长速度，远远不及财政税收的增长速度，如果能将国有企业每年上缴的红利乃至雄厚的外汇储备，更多用于提高国民福利，人们在年终盘点生活时也许就不会那么叫苦了。
再比如，一些利润丰厚领域尽被某些国企垄断经营，左手拿财政补贴，右手向公众涨价，严重伤害了市场竞争，遏制了更多高收入岗位的市场供给;再有，土地财政与高涨房价能够得到更有力控制，个税制度能够在平衡穷富方向进行更充分完善的改进，工会组织能够更健康地发育和活动———诸如此类，所有这些看似不太相关的方面，其实都是在一个大话题的范畴之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