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全国政协常委、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当前市场和政策条件没有实质改变的前提下，今后十年房价都会继续上涨，我看不到下跌的理由(3月10日《新京报》)。
应当说，目下要不要藉以政策杠杆作用稳定房价逼其回归理性，已在当局业界学界民间形成普遍共识。我的问题是，房价“屡高屡调屡调屡高”的怪圈困局告诉我们，尽管“信心比黄金重要”，但稳定房价不仅须要坚定信心更须要现实理由。
我注意到，温家宝总理在与网民在线交流的非正式场合承诺政府要管好房价给人信心，在两会报告的正式场合也表明政府稳定房价决心。温总理5日在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势头，满足民众的基本住房需求。应当说，现下我们有理由坚定政府稳定房价的决心和信心。
然而，稳定房价知易行难说易做难，不仅须要坚定信心更须要现实理由。目前国内业界学界对畸高高房价成因业已形成共识，普遍认为当前高房价首要罪魁和原发诱因是高地价，不少城市土地供应不足且出让价格过高。去年货币投放过多也推高了地价，央企国企竞争地王成为推高去年房价的重要推手；尽管炒房开发商暴利监管不力等诱因说法不无道理，然而后者与前者两相对比显属“小巫见大巫”。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国人多感叹于房市“面粉比面包贵”，学界业界无休止地争论地价房价到底谁推高了谁，结果陷入“先有蛋还是先有鸡”无谓争论，谁也没能说服谁。2009年“地王”频出导致房价逆势上扬疯狂窜升提供的现实佐证是，地价推高房价已是不争的事实。在房价的四项主要成本中，地价已经占到四到五成，建筑成本不足两成。比如现时北京上海售价四万元一平米的房子，地价皆达到2万元一平米胀破人眼球的程度。有关部门统计，土地成本平均约占房价成本20%，然而平均数据包含很多中小二线城市，其当然掩盖了一线大城市的畸高。要命的是，土地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是地方官员经营城市和GDP政绩的命根子，维系着其仕途官运。从目前利益格局观照，经过多年的土地与官员利益捆绑，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依赖性越来越强，推高地价的动力冲动愈益卯足。现行土地出让制度中有“招拍挂”等多种方式，地方政府情有独钟受益多多屡试不爽的正是拍卖，因为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这种方式既不用动脑筋也不用担责任，且利多而无害。
我还注意到，两会期间国家相关部委几乎都提出了一些调控楼市的新方法和新路数，比如对重点城市进行监控、推进物业税等。然而老实说，目前调控房价的思路措施虽然很多，然而“打蛇打到七寸上”的不多，换言之，剑有所指有的放矢指向地价推高房价者因素，因为改变地价推高房价现状触及的是地方政府深层利益和地方官员核心利益。事实上，过往数轮调控之所以陷入“屡高屡调屡调屡高”的尴尬，既有政策执行力问题，更要政策剑走偏锋的失着。
我注意到，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在作“未来20年中国房价上涨压力仍然很大”表示后解释说，未来20年是中国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时期，住房需求较大，但同时土地供应有限，因此房价上涨的压力仍然是很大的。其实在我看来，所谓“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土地供应有限”与“未来20年中国房价上涨压力很大”并无必然联系，换言之，前者原因并不一定导致后者结果；国外经验告诉我们，只要调控得力，何来“未来20年中国房价上涨压力很大”之说？
我还注意到，在分析为何部分城市房价过高、房价上涨过快时，姜部长说，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供给、需求和管理上的问题。不客气地说，这一表述“老生常谈”了无新意，如是浮光掠影差强人意的解释也难以服众。事实上，中国地产调控之所以陷入房价“屡调屡高屡高屡调”和“泡沫做大”的尴尬怪圈，地方政府土地垄断和土地财政依赖才是本因。这已为既往“屡调屡高屡高屡调”“愈调愈高”的现实困境所实证。
我想说的是，政府要使下一轮地产调控政策富有针对性和速效显效性，在推出和辅以既定调控措施的同时，当前首先应当和最须要撼动改变的是土地出让制度。虽然土地出让制度改革面临两难处境，然而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两害相权取其轻，忍痛割爱修理手术土地出让制度是时候了！也许只有这样，民众才有充分理由相信政府稳定房价的作为和愿景。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