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建议，地方行政建制区域过大，数量不足，城市化程度太低，制约了现代化进程。缩小现有省、区区域规模，增加省、区数量，建议将中国的省份增加到五六十个。(《新京报》3月5日)
虽然，不难看出，黄书元提出将国内省份增加到五六十个的建议，是有利于城市化进程与扩大就业的。可笔者仍然认为，这个扩省建议的背后实际是一种权力崇拜与权力万能认识的反映，可以说也是一个糊涂的建议。
首先就扩省建议本身的认识讲，这个建议提出的理由是建立在扩省可以有利于城市化进程与扩大就业，而且还是有海南、深圳的发展情况为支撑的。但对此笔者想指出的是，如果这个扩省建议真的能够推行，且结果或许能对城市化进程与扩大就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从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式讲，这仍然是一个不好的选择，甚至于在某种意义上说还是一个很坏的发展模式。因为其中道理很简单，这个扩省建议是建立在权力万能之上的。而且不难看出，在黄委员眼里，与扩省相比，至少在目前情况下，在对推进城市化进程与扩大就业影响上，如果选择其他模式或者制度性改革途径，还不如选择扩省。
由此可见，黄委员之所以将扩省与城市化进程与扩大就业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其对行政权力对城市化进程与扩大就业有着足够的自信。换句话说，在当前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上，只有行政权力的深度介入才是解决当前与以后城市化与就业问题的最好办法。而这样的判断如果不错，那笔者在此很想问一句：真是如此吗？
其实，在社会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上，虽然事实早已证明，人类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行政权力的参与，然而更多事实证明，行政权力对社会经济的参与，应该是有一定边界的。这也就是说，如果行政权力对社会经济过度介入，并且还企图无孔不入的话，那应该不难预见，社会经济或许就会不再成为市场经济，并且甚至还会异化为权力经济。就此就以黄委员扩省建议来说，虽然国内的经济改革动力最初的确主要是来自于行政的推动，但同时应该清醒认识，这样的权力推动只是一种手段，而行政推动的落点或者说目的，无疑应该是市场经济机制的进步与形成。而以此衡量，黄委员的扩省建议最大不足之处，就是没有摆正权力与经济位置，以致才犯了把“手段“当“目的”的错误。
所以，衡量权力对经济的介入是否恰当，或者说是否过度，关键是看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还要看市场经济机制是否有了进步。而相反，如果将权力过度介入当作经济动力，并将其作为一种最好选择，那肯定是一种权力万能和权力崇拜的认识。因此，笔者认为，黄委员的扩省建议是一个糊涂建议，不值得考虑。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