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选政协委员是最正确的事情。”三年前崔永元说过的话，现在依然清晰。如今他说：“我刚当政协委员的时候，觉得压力特别大。对自己的期望特别高。觉得一定要在第一线帮老百姓做点事情。当了几年之后，我觉得很多事情我还是使不上劲。我很伤感……”（3月3日 《新快报》）
在崔永元伤感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不是央视名嘴崔永元而是政协委员崔永元。而让他伤感的事情如“提案石沉大海，比如提案答复没有内容”，同样使我们感到无奈。
但是，同日的《扬子晚报》的一则新闻，给了我们一种完全相反的场景：全国政协委员、地产500强百步亭集团董事局主席茅永红称，本身没有买房能力，就不要来埋怨政府、社会和开发商。他认为，房价不能打压，而且也打不下去。从中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只见商人的利益话语嚣张而不见政协委员的声音表达，只见商人身影晃动不见委员身份显现。相比之下，这更让我们感到无力，比提案石沉大海更让我们感到困惑。
我们知道，政协委员是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主体。但是，“两会”之上，同是政协委员身份的崔永元和茅永红给了我们不一样的感受，原因何在？只因为公民更需要政协委员身份感的显现，需要政协委员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不过，当政协委员忘记了自身的责任而只为自身的利益或行业利益说话时，可以说，进入我们视线的就不是政协委员的话语，相反，是一种利益话语，更严重的是，如此的话语表达本身就是对政协委员自身责任的推卸和挤压。
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更多的作为政协委员的崔永元而不是作为商人的茅永红。曾经，对不少政协委员来说，参加会议只是当成一种光荣的政治任务来完成，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未真正了解代表委员应履行哪些职责、如何履行或者说如何积极地履行，而随着社会利益分化进程的加快，不少政协委员常常夹带“私货”而忘记了自身的责任。相比之下，这种做法比“符号委员”更可怕。
应明确，如何更好地促进公共利益，更完整地表达和维护各社会阶层的利益，在个人、团体和阶层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寻求平衡，是人民政协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发展，多元、分化的社会结构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对于以联系社会各阶层、反映多方利益的政协来说，无疑是严峻的挑战。如果任由作为商人的茅永红们的声音表达，而不是作为政协委员的茅永红们的声音表达，在笔者看来，这本身就是对公共利益的漠视。
委员是“受托付的人”，并不仅仅代表自身的利益，更何况，各阶层人士都希望自身的利益得到反映，都希望各自的声音和愿望得到表达。正如后现代思想家福柯所说：“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因此，当“本身没有买房能力，就不要来埋怨政府、社会和开发商”之类的话语公然蔓延时，在笔者看来，就遮蔽了其他群体的话语表达和声音传递。
作为委员的崔永元和作为商人的茅永红，让我们认清了不同阶层话语权表达的落差，即强者与弱者话语权存在不平衡性。也正是在这点上，我们才需要作为委员的而不是名嘴的崔永元；同理，我们需要作为委员的茅永红而不是作为商人的茅永红。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