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前，被称为“拆迁新法”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草案征求意见时，曾激起一波从官方到民间的非常热议；两会临开时，就有地方官员给赴京的代表、委员叮嘱再三：“参加两会时千万嘴下留情，什么都需要钱，地方财政靠什么？就靠卖地、建房这点儿东西，你们要考虑切实利益”云云；更有市长直言，如果新条例出台，市长这个职位就没法做了。
尽管对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和开发商之间结成的利益链条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如此露骨的市长直言，仍使我大感震惊和难以接受。
市长这个职位为什么没法做了？市长没有明说，但“地方财政就靠卖地、建房这点儿东西”，的确是所言非虚的。小地方不去讲了，以2009年财政收入突破2000亿元大关的北京市为例，土地合同收入932亿元，占比高达46%。地方“钱袋子”里这一大块让当家的市长有依赖感，当然不过分。
但是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的多寡，而在于“拆迁新法”在多大程度上规范了土地出让金的获得。
按首倡“拆迁新法”的北大五教授的说法，新条例采纳了他们提出的三点意见，涉及长期引发地方政府和民众间严重对立的城市拆迁中的赔偿问题、拆迁主体的界定以及授权问题等的解决。这就意味着；征收土地、拆迁房屋，要受到更严格的制度约束；强制拆迁、暴力拆迁或可不再；在这场推土机和人的对峙中，公众期望的人文关怀终将回归。
而市长的直白请托令人难以接受，缘于对被拆迁户天然弱势地位的雪上加霜。考虑到绝大多数市长都在全国人大代表之列，如果“非市长”代表、委员听从了这一请托，那么被拆迁户和城市化加速条件下更多有可能面临拆迁的人们，在最高立法殿堂将陷于可怕的失语境地，而这，不仅仅是对目前中国分配体制下民众最大物权的践踏，更是对人们通过财富积累追求幸福的信心的摧残。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