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兴衰的历史性转折总是深藏于危机中。
历史永不会终结。它总会给那些有勇气、有意志、有能力承担其历史角色的伟大国家和人民，提供最宽广的舞台和最生动的剧本。
以华尔街为象征的世界金融体系一朝崩塌，意味着全球一般购买力被美元所垄断并支配的“美式帝国模式”不可持续。1971年以来的资本全球化，尤其是冷战以来，日益造就并积累了巨大的全球性不平衡。
这种全球性的货币购买力“两极分化”达到了它的极致。在美国军事霸权遭受挫折的打击下，形成货币、资源控制及地缘政治的连锁反应，最终以华尔街债务泡沫崩溃的方式爆发出来。
全球分工条件下，为世界提供廉价实物产品的中国，短期内必然出现以外部定单骤减、内需不足、生产过剩和工厂倒闭等为特点的阵痛。本质上，全球金融危机的演化逻辑并没有超越卡尔·马克思的基础分析。
然而，寻求中国应对之策，却必须由中国人自己结合现实国情，以独立的政治意志和文化自主为前提，作出审慎而坚定的选择。
经济学家向松祚说，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这个时点上，全球性的危机恰恰让中国面对一个历史性的“战略拐点”。
G20与马克思
2009年4月，被金融危机折腾得气喘吁吁的世界经济，在英国伦敦叫了一天暂停。伦敦上空为“货币战争的硝烟”所笼罩。
此前，法国总统萨科齐一度提出要把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推倒重来”；而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建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创设的特别提款权（SDR）应作为“新世界货币”；卢布、海湾六国拟筹划的“海元”，不断释放拒用美元结算石油的信号；伊朗、委内瑞拉这些美国的“挑战者”则积极呼应。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这位“躲藏在世界货币背后的先知”，退休后出版回忆录，名为《我们的新世界》。但他的继任者及尊奉者们却仍被困在由他一手制造的“货币旧世界”的烂摊子中。
向美元“甩石头”是人们对金融危机恼怒又无奈的本能反应。G20伦敦峰会期间，抗议者控诉全球金融海啸爆发的根源是“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有人在伦敦街头打起了条幅——“吊死银行家”。
150年前，一位大胡子绅士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埋头苦读时曾预言：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不可避免，它隔一阵子就要发一回“金融狂想症”，就是不生产、光赚钱。英国作家弗朗西斯·佩恩在G20前夕出版了新书《〈资本论〉解析》。他的结论是，马克思将成为21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
人们把2009年比作1933年。那年夏天，同样在一场全球性大危机肆虐的关键时刻，世界66国代表齐聚伦敦，共议“救世良策”。当时的舆论称“文明世界站在十字路口”。不过，在“老大”帝国英国和新兴经济大国美国之间，无法就世界经济体系的关键问题达成一致，会议无果而终。这理所当然为后来加剧的全球经济危机以及残酷的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
这似乎是个不祥的对比。
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压根儿没有出席会议。而76年之后，美国第44任总统奥巴马却在G20峰会上成为“明星”。他在伦敦上演“舞台秀”：“空军一号”专机、“野兽”凯迪拉克专车和“海军陆战队一号”武装直升机，再配一个500人的随行团队。在美元“王冠”遭受指责的时刻，奥巴马似乎在高调表露“王者的威严”。
时移世易。低调的以至于连面都没露一下的罗斯福，身后的国家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而当奥巴马大声呼吁各国领导人要“传递强烈团结信号”时，是否为美国“世界最大债务国”和“金融危机肇事人”的双重身份所困惑？
中国受到超乎寻常的礼遇。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的先行会晤被称为“G2”。有人说，他们俩谈完后，G20就提前结束了。英国《金融时报》预测，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领袖。
历史总是螺旋式上升的。中国真的能在危机之后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吗？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