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招商银行发布了2009年中国城市居民财富“亚健康”报告。该报告显示,国内许多居民的个人及家庭财务存在“亚健康”现象,三成家庭负债高达40%。调查报告指出,受访者中,有33%属于节余比例低于10%的“月光族”;消费比例高于收入60%的人,达46%之多;七成居民属于收入单一群体,一旦工作收入中断,其个人和家庭都很可能会因为没有资金来源陷入瘫痪状态。
面对金融风暴,当欧美国家为找钱急得如热锅上蚂蚁的时候,国内外经济人士几乎众口一词,认为高储蓄率很可能是我国“风景这边独好”的有利保障。正因此,一些专家学者没忘了教训消费过于超前的西方发达国家,另一方面积极支持启动国内消费。招商银行的调查至少表明,虽然总体上我国有着高储蓄率的美誉,但“三成家庭负债高达40%”的现实充分表明,还有相当一部分家庭的日子并不那么好过。
1992年我国储蓄率为36.3%,至去年已上升至51.3%。仅从宏观上判断,储蓄总量增长速度着实惊人。在7月3日北京的全球智库峰会上,央行行长周小川指出,我国储蓄率近年大幅攀升的主要原因,并非如国外研究者所言的中国家庭储蓄过快增长,而是企业和政府储蓄的激增。中国的家庭储蓄与GDP之比实际上相当稳定。1992年为20.3%,2007年为20%,期间最低时17%,但基本保持在20%左右;企业储蓄占比1992年为11.3%,2007年达到22.9%,涨了一倍。
在出口产品价格上扬困难的竞争氛围之下,企业收入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极为廉价的劳动力。而政府储蓄率的上升,无疑有赖于税费的递增。这也就是讲,在国家经济发展收益分配的大蛋糕中,居民分享的收益其实所占比重很低。相当一部分利润集中到了百分之二十的富人手里,这也就是广为学者关注的中国收入分配的“二八效应”。
有了钱还是舍得消费的,至少富人的消费能力“可圈可点”。近年来,我国奢侈品行业一直以20%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长。有资料表明,去年,我国奢侈品消费总额高达86亿美元、全球占有率25%,已经稳夺亚军宝座。而英国咨询公司OC&C的预计更加乐观,认为我国奢侈品市场的规模将在2010年增至120亿美元,将超过日本(三联生活周刊7月3日)。
有必要指出的是,旨在拉动经济增长的4万亿投资,有专家不无担忧地指出,这将进一步导致财富向大型企业集中,而最能解决一个社会就业问题,最能体现一个社会收入分配的中小企业却步入生存危机。虽然国家通过补贴等方式,启动了旨在消除过剩产能的家电下乡活动,但这种面向农村的消费拉动最终取决于农民收益的持续增长。当农民把仅有的一点储蓄用于消费后,其生存的预期收益其实已完全托付给了国家。
按常理,高储蓄率可以有效抗击金融危机,不过,这种抗击能力更大程度上只是属于那些拥有更多储蓄的阶层。高达40%的负债率显然不可能令三成居民家庭倍感轻松,只会令他们对工作收益更加依赖。高储蓄率如果不能转化成更多公众的普遍财富,那么,这种表面光鲜数据的背后,既难掩盖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也不可能切实帮助更多家庭度过金融危机难关。从这层意义上讲,我们不能因高储蓄率遮望眼,还必须大力提倡穷人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