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走出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独特优势和条件

2009年03月09日 06:50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陈文玲

    国际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已经影响到整个世界，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继续下滑和衰退，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也日益显现，我国经济面临严峻形势。但从我国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比较看，我国能有效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因为我国具有比较早地走出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独特优势和条件。

    第一，我国政府的应变能力和应对举措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不仅适时，而且有力，中国政府的信心感染和影响着全球，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举世瞩目。2008年，我国政府紧密追踪国际经济形势和国内经济形势变化，适时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年初“两防”：防经济过热，防通货膨胀；年中“一保一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控制物价过快上涨；9月份之后“一保”：保经济增长。今年2月2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又提出“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上水平、抓改革、增活力、重民生、促和谐”的24字方针。这些宏观经济政策具有灵活性、及时性、针对性和操作性，有效地缓解了经济下行的压力。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政府迅速出台了扩大国内需求的十项措施，形成了系统完整的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例如，我国推出了以政府财政支出带动社会投资、总额达4万亿元的两年计划，主要投向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民生工程、铁路交通等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生态环保建设和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再如，陆续出台了汽车、钢铁、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现代物流等十大重点产业振兴规划，旨在提高我国支柱产业和重点产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能力。中央财政去年12月份1000亿元的投资从项目到资金已经完全到位。春节以前第二批1300亿元的投资从项目到资金也已经完全到位。我国政府采取的诸多措施，最终目的都是提振信心，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政府在遇到困难和问题时的态度和办法，表现出自信和厚重的国家风范和底蕴，不仅对本国、而且对世界都产生着积极影响，这实际上正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和硬实力的综合表现，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第二，我国受虚拟经济的直接影响不深，当国际上虚拟经济泡沫破裂引发的金融危机骤起或再次爆发时，中国有比较稳固的金融安全防火墙。我国金融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是，我国经济目前基本上以实物经济为主体，虚拟经济发展还处于初始阶段，特别是我国没有过度发展金融衍生品，也极少购买世界上的金融衍生品。这次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快、最大的国家，是过度发展虚拟经济、尤其是过度发展或购买金融衍生品的国家。我国金融安全的第二道防火墙是，我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外汇储备，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使用更为合理的问题，而不是捉襟见肘、像改革开放初期外汇储备太少受人要挟的问题，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一些国家由于负债大大高于国民生产总值或偿债能力，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而我国在国际上尚可以游刃有余，这也是重要的基础条件。我国金融安全的第三道防火墙是，我们只实行了经常项目下的资本开放，资本项下还没有开放，尽管有外资或国际游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资本市场，但总体看是可控的、少量的、逐步进入的，因此，巨大的外商投资也是以直接投资方式进入我国的，主要表现为固定资产、生产设备和日常运营资本的投入，外资尚没有能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绝不会出现像墨西哥一夜之间外资撤离爆发金融危机的问题。当然，从长远看，我国还要继续扩大金融领域的开放和创新，但是坚持对风险的可控性、设置金融安全的防火墙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可以使我们规避了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当前可以专注地研究解决实体经济中的问题，而解决实体经济出现的问题，比解决虚拟经济泡沫破裂的难度要小得多。

    第三，我国有一个13亿人口的广阔市场，在国际需求萎缩的情况下，撬动国内需求，使国内需求部分替代或大部分替代国际需求，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内循环市场，可以有效规避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我们主要的出口地是美国、日本、欧盟，这三大经济体占我国出口总量的比重达到60%以上。今年1月份日本GDP增长率下降12.7%，欧盟已经连续三个季度下降，美国经济增长也遭受重创，失业人口高达500万以上。世界三大经济体经济同时下滑，使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大幅度下降，同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我国出口带来极大影响，我国出口已经连续两个月下降，“出口导向型”经济受到挑战。在国际市场需求大幅萎缩的严峻形势下，扩大我国国内市场需求，形成对国际市场需求的部分或大部分替代，成为必然的战略选择。目前，我国人均GDP已达到3000美元左右，居民储蓄余额达21.8万亿元人民币，消费结构加快升级，消费潜力仍然非常巨大。特别是，我国农村市场基本上还是一块待开垦的处女地，冰箱、空调、家用计算机等耐用消费品在农村的普及率很低，仅为城镇居民的27.5%、8.9%和6.9%。200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0.8万亿元，不仅没有下降，还增长21.6%，创1996年以来的新高，扣除价格因素，高于GDP增速5.8个百分点，消费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我国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建立，13亿人口的消费意愿和购买力水平将得以释放，最终消费需求被拉动起来产生的巨大国内市场需求，不仅可以抵消外需下降造成的影响，使我国经济最早走出阴霾，而且从长远看，将实现我国经济拉动力的逐步转换和替代，形成更为直接和持续的经济运行动力。

    第四，我国地域广阔、差异性很大，逐步形成的区域发展战略布局，不仅创造着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而且给我们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实行梯度性产业转移提供了较大的空间。我国已经形成了东南沿海“两个率先”、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的区域发展战略布局。最近几年，我国进一步形成了完整的沿海经济带新战略布局。从东南沿海的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海峡西岸经济区，到西南沿海的北部湾经济圈，到东北沿海的辽宁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沿海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转移从沿海向中西部和东北等地区加快进行，梯度转移的趋势特点非常明显。中部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区域，西部是我国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东北是我国装备制造业基础最好的区域，这些地区的差异性为我国分散风险、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提供了可能。全新的区域战略布局既有利于形成更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高地、知识高地和人才高地，也有利于中西部和东北等地区进行战略性重大经济布局、产业布局和项目布局，实现跨越式发展，给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创造了一个很大的空间。除此之外，内地还出现了一批有相当潜力的城市群、经济圈或经济带，如陕西的“关中——天水”经济带，武汉“1＋8”城市群，重庆内陆开放型城市等，成为内地经济发展新的带动力量。腹地广阔、梯度性强、差异性大，为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提供了调整和发展的回旋余地。

    第五，我国仍处于加快推进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由此正在并将继续产生巨大发展需求，中国已经建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产业基础、科技基础、体制和制度基础，经济发展的整体优势没有改变。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得力于城市化的超常规发展，目前我国城市集聚经济以乘数效应的速度继续放大，将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增长极在城市，现代城市经济逐步带动传统农村经济发展，将成为教育、科技、人才、资金集聚和资源配置的新动力。改革开放30年，中国建立了崭新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制度，发挥了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突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实现了经济制度的整体变迁。在此基础上，我国建立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和产业基础，突破了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瓶颈，科技创新正在突破我国产业层次低、产品附加值低的瓶颈，这是我们战胜金融危机的根本力量。我国加快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特别是核心电子器件、核能开发利用、高档数控机床等16个重大专项，将突破一批核心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为中国创造新的社会需求、催生新一轮的经济繁荣、在更高水平上参与国际竞争提供科技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优势没有改变，改变的恰恰是我们原来最薄弱、付出代价和成本最大的矛盾和问题。

    第六，我国微观主体整体再造已经完成，微观主体适应调整变化的能力也在提高，国民经济发展的自增长机制已经形成，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和外部环境，生产力释放产生的集成效应，将使我国能最早走出困境。改革开放最伟大的成果之一，就是微观主体再造已经完成，企业摆脱了行政附属物的地位，成为自主经营、自主决策、自我发展的经营主体，我国已经形成了一种经济的自增长机制，形成了具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企业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和发动机。过去经济增长的主要引导力量是政府，现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是企业。我国企业通过30多年的历练，对市场的适应能力、应变能力、开拓能力具备了相当的功力。企业兴则经济兴，企业衰则经济衰，企业在市场上纵横捭阖，政府保经济增长的压力就会相应降低。政府投资产生最重要的乘数效应，就是创造企业生存发展的政策环境和外部环境，激发企业投资意愿，拉动社会投资和消费，使微观基础和宏观政策相呼应。这将最终决定我国是否能最早走出国际金融危机。

    (作者单位：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

（责任编辑：李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