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的获奖者
日前，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美国纽约大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西姆斯。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萨金特研究了经济政策永久性调整对经济的影响、理性预期理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经济史论和宏观调控政策理论及实践；西姆斯则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政策临时性变动和其他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从以往的情况看，诺贝尔经济学奖一般颁给在理论上有重大创新，并对解决突出现实经济问题有重要贡献的学者。比如，1976年的获奖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就是在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滞涨现象的情况下，提出了永久收入假说，创立了货币主义理论体系。2008年获奖者保罗·克鲁格曼，则对经济活动的贸易模式和区域特征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并成功预测了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当前，美国经济持续疲软，欧洲债务危机不断加剧，世界经济陷入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多数人预测今年的诺贝尔奖可能颁给研究政府债务和财政问题的专家，或是从事金融、微观机制领域研究的经济学家，因为这些正是目前西方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但意外的是，两位从事宏观经济研究、推崇自由市场的新古典主义派学者最终获奖。另外，自1995年卢卡斯获奖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再次颁给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家，而同一个理论的代表人物两次获奖鲜有先例。这表明，西方经济学界急切地想寻找一种药方来有效缓解当前的经济危机，并重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而不是单纯提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策主张。但遗憾的是，这个愿望看来落空了。不仅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该颁给谁，着实为难了诺贝尔奖评委会，而且整个西方经济学界也似乎有些病急乱投医了。
经济自由主义不是西方经济解困的良方
这次获奖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经济主体是理性的，不会犯系统性错误，同时假定市场能够出清，多数时候都处于均衡状态。由此而来的推论就是政府失灵和政策失效，政府最好的策略是“无为而治”。同时，理性预期学派倾向于认为信息是完全的，金融产品之间没有明显区别，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可以被忽略，货币和金融体系只是覆盖于实物经济之上的一层面纱（这一“货币面纱观”来源于19世纪末期瑞典学派创始人魏克赛尔的理论）。因此，理性预期学派本质上属于新古典学派，奉行自由市场理论。
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念是根深蒂固的。尽管凯恩斯革命打破了古典经济学的市场万能理论，但后来的新自由主义以及新古典学派，仍然坚信市场是有效的。特别是“华盛顿共识”盛行之时，市场化、自由化被放在至高的位置，市场失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人们淡忘。
但这次经济危机重创了经济自由主义信条。根据自由市场理论，银行家追求私利的过程提高了全社会福利，监管者通过解除或放松监管，也将促进私人部门繁荣，而事实上这两者恰恰是导致此次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同时，危机表明，即使个体行为是理性的，整个系统的结果也可能非理性，市场不但不能出清，而且可能持久地偏离均衡状态。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道德情操论》中，谈到自利贪婪只是在市场条件下资本化的人格，因此告诫世人要讲道德。凯恩斯在其金融不稳定假说中，描述了投机行为可能扰乱金融稳定，并在金融与实体经济交互作用下导致经济危机。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希勒更直言不讳地指出，“有效市场假说”是经济思想史上最惊人的错误，现实世界中，信息是不对称的，是可以操纵的；经济个体并非完全理性，而是往往存在“羊群行为”等非理性表现；市场不是完全有效率的。可惜的是，这些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深刻洞察与告诫，在危机前的繁荣时期，都被人们遗忘了。
凯恩斯主义也不是拯救西方经济的灵丹
此次经济危机也同样沉重打击了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长期以来，美国在国际上利用其储备货币地位，以国家信用担保民间信用，大量向新兴市场国家等借入外债，导致消费过度和外部持久失衡；在国内，长期的低利率政策使得国民过度举债，超前消费，“寅吃卯粮”，透支未来购买力，导致居民资产负债表全面恶化，代际购买力失衡。而欧洲各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陆续推行高福利、高消费政策，实施全民医保、缩短工时、失业和退休保险等，致使不少国家政府债台高筑，出现巨额赤字，并最终酿成危机。
因此，欧美国家经济危机尽管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本质上都是现行西方经济运行模式的危机，都是由于其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奉行以消费促进投资和供给的理念，无限制扩大全社会需求，致使产出无法满足“过度需求”而酿成的恶果。凯恩斯主义不但拯救不了滑向衰退边缘的西方经济，相反是导致这次经济危机的理论祸端。
过度模型化是一种错误倾向
萨金特和西姆斯均为数量化大师，看重模型的漂亮形式，但不重视模型的实用性。当前，西方经济学普遍强调数理模型，往往忽视理论和思想内涵，使得经济学与现实经济的脱节越来越严重。此次危机的发生，或多或少与基于复杂模型构建的金融衍生产品有关，而看似精巧的数学模型几乎没能为预测危机提供一点帮助。
过度模型化的另一个表现是西方经济学对均衡的强调，由此带来很多问题。首先，单纯的均衡解忽视了时间的存在，只有结果，没有过程。其次，现实经济和金融运行始终处于非均衡状态，非均衡是常态，而均衡是非常态。西方经济学将均衡概念机械地用于解释经济和社会现象，也从根本上抹煞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区别。
西方经济学能走出危机吗？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一次严重经济危机往往是经济理论发展和创新的转折点。18世纪后半叶，欧洲封建制度行将解体，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工业革命即将到来。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写出了伟大的《国富论》，提出了市场经济由“看不见的手”自行调节的理论。200多年来，这一理论一直指导并促进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成为西方经济学的“第一定律”。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经济在光环下危机四伏，生产盲目扩大与有效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日益突出，接踵而来的“大萧条”宣告了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的破产。凯恩斯在其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常态是有效需求不足，市场机制并不能保证市场出清，政府有必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运行。凯恩斯的理论不仅解救了大危机中的西方经济，而且成为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基石，统治西方经济学达数十年之久。20世纪70年代，“滞涨”现象的出现使得凯恩斯主义陷入危机，货币主义、供给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再一次重塑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随着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曾经较长时期被打入冷宫的经济自由主义又一次成为经济学的香饽饽。
2008年9月，拥有150多年历史的著名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倒闭，引发了席卷全球的经济金融危机。与“大萧条”和“滞涨”一样，这场危机也是一次对既有理论巨型而真实的社会实验。它表明，西方国家现有的经济运行模式可能走到了尽头。一方面，经济自由主义难以克服人性的贪婪，市场并非有效，货币和金融体系也不是一层可有可无的面纱。“有效市场假说”的提出者尤金·法玛，这位一直以来呼声很高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也因此在2008年和2009年两度与诺奖失之交臂。另一方面，政府为了弥补有效需求不足而实行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很可能导致过度需求和债台高筑，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
那么摆脱危机的路究竟在何方呢？宏观审慎管理、量化宽松政策和巴塞尔Ⅲ，都意味着不能让市场自由化走过了头。最近如火如荼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表明，要防止市场象个被宠坏的孩子一样过度膨胀。而削减政府债务、取消高福利政策等，又显示政府的干预也不能过度。
难道未来西方经济学将走一条介于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之间的中间道路？不久前，美国政府将14.3万亿美元的联邦政府借贷上限提高2.4万亿美元，但同时表示在未来十年削减赤字2.1万亿美元。这一看似矛盾的方案表明选择的两难：摆脱当前危机必须削减赤字和债务，但恢复经济增长又得依赖消费和投资的扩大。诺奖得主西姆斯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对世界经济如何走出困境“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也许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欧美经济将经历一个长期的低增长期和衰退期，寻找有效摆脱危机的方法依然任重道远。
（作者盛松成，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