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更愿意认为董藩教授“要求学生40岁有4000万”是一种激励。原因很简单，一方面，对高校教授而言，采用何种方式激励自己的学生，是其教学的自由；另一方面，对已经是成年人的学生来说，是否愿意接受这种激励，也有选择的自由。也许董藩教授的学生听完这句话，会“一笑而过”，反倒是我们这些旁观者盯着这句话较起劲来。
可以肯定的是，董藩教授所有的学生，不可能都在“40岁时有4000万身价”。因为个人际遇不同、人生选择不同，不可能所有的学生都会按照这个标准规划和度过自己的人生。退一步说，如果有学生在40岁时未完成“有4000万身价”的人生目标，只要师徒情谊还在，董藩教授会据此和学生断绝关系吗？显然不会。如此看来，董藩教授的这句话，更是特定语境下的特定表达。如果脱离这一语境讨论，难免会产生偏差，甚至会曲解原意。
考量个人发展的成功，固然不应该仅仅盯着其是否能“升官发财”；教育和激励学生去奋斗，当然也不应该以地位和金钱为坐标。但我不认为董藩教授“要求学生40岁有4000万身价”，和一些调查得出的“九成小学生喜欢当官”之间，有什么直接和本质的联系。原因很简单，如果将针对小学生的调查放到大学生面前，大学生“喜欢当官”的比例肯定没有小学生高——因为大学生们都知道，能“当官”固然很好，但还应该具备足够的资历、能力与背景等客观条件。
所以，既然我们能够理解导致“九成小学生喜欢当官”的原因，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那么，我们也应该明白教授“要求学生40岁有4000万身价”只是一种激励，不必对其进行道德绑架。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人能够更多地认知，在机遇面前能够做出更理性、更智慧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教授“要求学生40岁有4000万身价”，只是多元教育思维逐渐蔓延现实背景下的一次小尝试。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