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表示，很多时候，维稳被曲解了，结果就是群体性事件妖魔化（1月4日《国际先驱导报》）。
维稳，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最基本的责任。但是，正如学者于建嵘和汪玉凯所说，现在存在“用维稳概念压倒民众的利益诉求”的现象。笔者认为，某些地方政府的所谓维稳，已经渐行渐远，背弃了维护社会稳定的本义和初衷。
维稳，首先要维护宪法与法律正义、公序良俗，维护道德正义。其次要维护公民的人权——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环视某些地方个别官员的维稳，几乎完全抛弃了宪法和法律正义，致普通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等基本权利于不顾。比如江西宜黄少数官员在宜黄事件中的接力表演。
回顾和反思一些群体性事件，问题的根源出在个别官员的执政理念上。往往执行以人为本执政理念、注重公民利益的地方，不会轻易发生群体性上访事件。相反，只顾个人政绩、只顾“形象工程”，与民争利，或者个别官员屁股坐偏了，甚至有的官员自身不干净了，腐败了，常常会压制公民的合法利益诉求，密切关注“刁民”是不是又在上访捅篓子。
越是这样，维稳越发变味和变异。一方面，维稳成了个别人掩盖“假、大、空”、“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滥用权力阳奉阴违欺上瞒下、贪污腐败、保护官商勾结维护既得利益集团，乃至充当黑社会保护伞的工具，成了捂问题和护短的工具，所谓的维稳，实质上成了个别官员保帽子、保官商利益的工具。
我们是不是不要提维稳了？非也。笔者认为，当下最急切的是需要定义什么是维稳，规范什么情况下可以动用警力维稳，一些事件是不是维稳事件，到底由谁说了算。防止维稳被滥用，防止维稳成个别官员的暴力工具，亟须法律定义。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