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调查七旬老农张会全夫妇进城卖红薯被殴打一事过程中发现,郑州似乎存在着一个“城管临时工”群体。张老汉被殴打一事经媒体曝光后,有关负责人称,打人者是与城管部门一起管理违章占道的众邦物业公司的员工。郑州市二七区一位城管人员私下告诉记者,办事处与物业公司联合执法,是金水区在城市管理方面进行的一项探索,目前郑州市的其他各区也在借鉴学习,可以说全市各办事处城管科下面都有类似的“临时工”。
稍早些,10月16日,郑州市民、腿脚有残疾的李付俊被人强行塞上一辆小型厢货车,随后被扔到市郊的樱桃沟,其位于市内的一处铁皮房遭淮河路办事处执法中队强行拆除。郑州市淮河路办事处执法中队负责人表示,当晚执法的4名工作人员是办事处市政科的临时工。
三十年前,“临时工”是一个很常见的群体,所谓“正式工看,临时工干”,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工厂里常见的现象。“临时工”再次出现,不是出现在企业,而是出现在政府管理部门。城管不够用,因为城管管的事儿太多,要管拆迁,管停车,管小摊小贩,管进城卖红薯的老农。这里有一些事情肯定是应该管的,还有一些事情是否应该管,是否应该用现在这种理念与方式来管,恐怕值得思量。
计划经济时代,是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支持、维系了城市的生存与发展,搞市场经济,是廉价的农村劳动力为城市提供了“人口红利”,但又没有及时反哺农村,造成了农村发展的滞后,经济腾飞以后,社会资源的配置仍然集中于城市,很多地方的农村仍处在贫困状态。对他们来说,人口密集的城市是他们唯一可以利用的资源:人越多的地方,总能多卖掉几个红薯,张老汉赶着驴车走上八九个钟头上郑州来,太符合经济学理论了。但是,张老汉的经济学不是城市的经济学。城市崇尚“现代”,崇尚洋气,越繁华的地方越容不下穷人,容不下几十年来为城市“输血”的农民,于是摊贩和城市管理就成了一对“天敌”,一个恶性循环也在这个对立关系中此形成:生活困难的农民越多,到城里卖红薯的张老汉就越多,城市管理的任务就越重,城管人员就越是不够用,就要招收更多的“城管临时工”来做帮手(打手)。
“城管临时工”是要领工资的,自然要增加财政支出,于是城市管理要消耗更多的资金,就更加顾不上改善农村和农民生活,于是有更多的张老汉要靠进城卖红薯。城管人员因为有维护城市形象的重任在肩,打人者见了张老汉才会气不打一处来:“又是你这个老头,咋又来了?”而张老汉要吃饭,要活命,要治病,明知要挨打,被驱赶,也要硬着头皮进城。这对“天敌”就这样顶上了。
城管人员不够,可以招临时工;临时工也不够呢?干脆把张会全老汉也招进来,一来张老汉有个稳定的饭碗,二来他不再上街卖红薯了,影响城市形象的因素就消失了。张老汉可以坐在办公桌前,看看报纸喝喝茶,也享受铁饭碗的待遇,“天敌”和解,从此天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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