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推出重头述评《秘书提拔“路径隐患”》，又一次把“秘书现象”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文章从谢亚龙、秦裕、李真等“著名”秘书近年来纷纷落马，条分缕析了秘书升迁捷径的危害。
秘书现象是中国官场的特殊风景。领导位高权重，不易见，不易说项，找找领导的“身边人”就成了办事捷径。于是，秘书这个角色的重要性凸显出来，更何况还有大好的升迁前景，自然成了人们的追捧对象。倘若定力不足，秘书易成为高风险行当，升迁捷径易成腐败捷径，甚至是从官场通向法场的“捷径”。
其实，秘书一职本身并没有原罪。
一般而言，能被领导看中并信任，能胜任秘书工作的，自然是政治和业务素质较高，性格沉稳且靠得住、有一定担当的人才。毛泽东就自言他选秘书的重要标准是“有学问”。加上这样的人才在高级领导身边工作，接触的信息量大、层级高、见识广、纪律严、任务重，本来就是对干部极好的锻炼，进步比别的岗位快，也在情理之中。
1993年7月，邓小平在京接受加拿大记者保罗?杰克逊采访，说“古往今来，中国有许多人才是秘书出身”，并称：“从秘书中培养党政高级干部，不失为我们拔擢人才的一条捷径”。博闻强记的邓小平还引了不少古今先例：“西汉文学家司马迁曾任中书令，就是皇帝的秘书；《新唐书》的作者欧阳修做过翰林学士；三国时文学家祢衡做过江夏太守黄祖的秘书。近代中国第一个政治秘书是孙中山的秘书宋庆龄。我们中共最早的秘书是毛泽东，负责管理文件，1926年改为秘书处编制，他是我的前任。周恩来、任弼时、邓颖超都做过译电员；杨尚昆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他自称是‘中央领导的秘书’；陈伯达、胡乔木在延安时当过毛泽东的秘书，邓力群当过刘少奇的秘书，宋平当过周恩来的秘书，姚依林当过陈云秘书，袁木当过纪登奎秘书，雷宇当过任仲夷秘书……”
邓小平开具的名单，如果有心接下去，会很长很长。这张关于秘书的“名单”，有堪称领袖级的“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和小平同志本人，也有像陈伯达这样横行一时的政治文棍。因此，秘书一职仿佛要么让人“上天”，要么让人“入地”，这仅仅在于当事人的一念之差吗？
秘书个人的道德修养与政治素质，与他的人生抉择和命运走向肯定有重要关联。绝大部分由秘书而担负重要领导岗位的，的确是优秀人才。但是分析一下那少数“落马”秘书的犯事根由，也颇能总结出一点规律性的因素。
以陈伯达和李真为例。
作为毛泽东欣赏的“一支笔”，秘书陈伯达无疑是个才子，然而，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后来又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在推动中华民族浩劫“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推波助澜，不但用他的笔阐述并发展了极“左”路线、理论和政策，也直接打压和迫害了不少忠直之士，最终成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成为历史罪人，其罪在政治思想领域。
李真，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秘书，倚仗领导赏识，升迁极快，同时伴随的是不择手段的攫取，他担任省国税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后，7年间索取、收受、侵吞他人财物，合计超过千万元。其涉案犯罪数额之巨大，居建国以来河北党政领导干部贪污受贿犯罪数额之冠。李真之罪，在权力寻租的经济领域。
陈伯达与李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有罪错秘书集团的代表人物。他们犯罪在不同领域，可以说明秘书阶层在共和国不同历史阶段“落马”的某种共性：当其掌控资源集中于政治思想领域时，政治权力欲的腐蚀力极强；当其掌控资源集中于经济领域时，利益上的巨大诱惑使李真等人彻底失控。
因此，秘书之惑，在于政治资源或经济资源向权力的过度集中。要想根治“秘书病”，在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要继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可以期待的是，有这样的改革前景，“秘书病”或终有一天能治愈。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