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对贪官污吏废除死刑的话，一定要有一个与死刑刑罚效果相适应的另一种刑罚方法来代替，比如说以让社会可以接受的不被减刑和假释的无期徒刑和30年有期徒刑来替代。总之要有一种比死刑更有恐惧感和受惩罚感的替代方式。”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修正案草案的讨论中，徐显明委员认为废除死刑应慎重。（2010年8
月30日《北京晨报》）
和众多网友一样，我是坚决支持徐显明委员这番言论的。因为目前中国腐败案件高发的现象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一切情况表明，当前的反腐败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健全，查处贪腐案件力度还不够，侦查贪污受贿案件的手段和方法也有待提高。在此情况下，对贪污腐败案件的审判，还必须充分发挥其震慑犯罪的功能。这也是众多网友普遍希望对贪官从严重判的根本原因所在。
动议贪腐分子废除死刑的委员有两个理由。其一是国际惯例。他们说“取消贪官死罪”在国际上差不多已经成为了一个“基本常识”；其二是死刑的威慑力是有限。他们说贪污十万以上情节严重的判死刑,是官员人人尽知的规定,但每年还出现那么多贪官以身试法。这说明犯罪人基本上不是以刑法有无死刑的规定去选择要不要犯罪。新月对此坚决反对！
先说这国际惯例吧。新月也承认一些国家的确是取消了贪官死罪，但这些国家取消这一死罪的前提还有一个国际惯例，那就是官员财产申报、财产公示。比如美国，对拒不申报、谎报、漏报、无故拖延申报者，各单位可对当事人直接进行处罚；司法部门可对当事人提出民事诉讼，法院可判处1万美元以下的罚款；对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的人，可提出刑事诉讼，判处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或5年监禁。我们要与国际接轨，首先应该从法律层面规范官员的财产申报，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从严打击违规者，使贪腐分子搜刮的钱财无处藏匿，觉得不义之财就是烫手的山芋，便会自觉控制犯罪念头，从而杜绝巨贪的形成。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与国际接轨未尝不可。因此，任何人不能断章取义，只选择对贪腐分子有利的惯例来接轨，摘下了高悬于他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他们怎能不更加疯狂的贪取不义之财呢？
再说这死刑的威慑力吧。说死刑没有威慑力或威慑力很小很可笑。贪官之所以贪，是想利用更多资源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对生活的期望值更高，所以他们比常人更怕死。尤其是从纪委录制和编写的材料中我们得知，很多贪官得知自己被判死刑后，有下跪求饶叩头如捣蒜的；有痛哭流涕捶胸顿足的；有浑身瘫软走不动路的；有吓得当场晕厥的……应有尽有，丑态百出，与他们在位时的形象形成巨大反差。而且坊间也传说，很多贪官一审被判死刑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表明自己的“悔改决心”，争取“宽大处理”，有的已经达到了死乞白赖的地步。这说明死刑的威慑力非常之大！他们之所以要冒险是心存侥幸心理，想着自己“艺高人胆大”，可以比司法人员技高一筹，于是便在这种侥幸中，努力实现自己较高生活的期望值，不义之手越伸越长。
既然这两种理由很容易被驳倒，也难怪网友们要质疑这些提议修改“取消贪官死罪”者的动机了；更因为他们以前担任过或现在正在担任行政职务或技术职务，而怀疑他们多是贪污受贿之辈，废除死刑是为自己留退路了！当然了，网友们的这些言论有些过激，但是新月认为，人人都有言论自由，正如这些动议取消贪官死刑的委员们一样，尽管他们提出的建议犯众怒，被拍砖，但这是他们的权利！因为很多潜伏的贪官没有暴露之前，他们也混在人民的队伍里，被委员代表着意愿。可是新月认为，这部分被代表的民意毕竟极少极少数，而委员代表的民意应该是绝大多数，尤其是对于涉及到每个公民切身利益的立法动议和结果，都必须为绝大多数的公民利益负责，绝不是为个别利益群体负责。因此，所谓的民意代表者可以畅所欲言，但是针对涉及到绝大多数民众切身利益或诉求意愿的言论，应该慎之又慎！
再回到这些委员取消贪官死刑的动议上来说，贪污十万以上情节严重的判死刑,是官员人人尽知的规定,可是现实的判决中，为什么很多贪官贪污百万、上千万，甚至数亿元也没有获取死刑？这是不是司法的腐败？这些代表民意的委员是否做过深入的调查？为什么对民意切齿痛恨的司法腐败不动议严惩，而动议修改法律强奸民意？照着这个推理，死刑对贪官没有威慑力可以取消，那么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岂不是更没有威慑力？是不是更应该取消？既然贪官的死刑可以取消？那么其他犯罪的死刑为什么不能取消？难道真的是刑不上大夫？！如果这一动议能够得到批准，那么刘青山、张子善、李真、胡长清、成克杰之流岂不是含冤九泉？！
温家宝说过，和平时期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贪污腐败。贪污腐败是利用公权力犯罪，表面看，它没有针对的伤害对象，但事实上它杀伤力更大！它导致平民家庭破碎的几率更多！贪腐分子疯狂的掠夺社会资源，造成贫富急剧分化，致使官民对立日益严重，百姓对社会不满的情绪日益加大。因此，新月强烈抗议取消贪官死罪，更加强烈的要求降低对贪腐分子宣判死刑的门槛！
文/李新月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