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被落马的山西蒲县煤炭局原书记郝鹏俊在法庭上检举索贿5000万元，山西蒲县县委书记乔建军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头浪尖。对此，山西省监察厅、临汾市检察院的调查结论是：“乔建军索贿5000万元为无中生有，纯属诬告”。而乔建军本人亦表示，“自己很坦然”。（6月10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即便真相确系“诬告”，为何此事在舆论中还是显得那么“有市场”——会让公众觉得可信呢？郝鹏俊法庭上的一句检举，便能将乔建军“推上了舆论的风头浪尖”——这样一个事实和舆情本身，难道不更值得我们警醒吗？据悉，当地政府判断：郝鹏俊举报一事早有策划，“其用意是掀起一个舆论的高潮，希望能够为二审施加压力，减轻对其处罚”。显然，在某种程度上，郝鹏俊确实达到了其目的——“舆论高潮”已经产生。
就此而言，“县委书记索贿5000万”是否属于“诬告”，其实并不重要，事实上也不是舆论真正关注的重点。而重点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制度化地澄清“诬告”背后人们“宁可信其有”的种种无奈？比如，从制度源头斩断官煤勾结的生存土壤，将官员财产置于社会监督的阳光之下。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