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河北邯郸市曲周县张丽平被曲周县河南疃镇党委原书记强奸，报案后办案民警做了详细描述被强奸过程的询问笔录。此后犯罪嫌疑人多次找她撤案，并表示自己已经拿到她报案时的笔录。之后没多久，大街小巷都贴着这份询问笔录，甚至被人发到了互联网上。(5月20日《中国青年报》)
一起简单的刑事案件，却因为莫名其妙“流失”的询问笔录，活生生再给被害人心头插上一把刀子。强奸案属于公诉案件，先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转入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再向法院提起诉讼——而本案在犯罪嫌疑人批捕前，询问笔录就已流出，应为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阶段外泄。诡异的是，两年来，张丽平多次找到丛台区、邯郸市等各级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纪检部门反映情况，却一直无果，泄密事件拖成悬案。
法律若不能捍卫被害者的私隐，又有何颜面接受民众的敬畏与信任？司法机关的询问笔录属于秘密，如笔录从办案机关流出，当事部门及人员须承担相应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甚至可追究相关办案人员的刑事责任。然而，笔录在这里却成了罪犯与受害者谈判的筹码、报复的利刃。法之不彰、助纣为虐，已借助那些四处飘散的笔录，明目张胆地于公共生活中挑战着伦理与秩序的底线。
强奸案询问笔录的泄露和无人担责，固然会给受害人带来一时困扰，但更大的破坏力在于，所有知情者可能都会担心：以后遇到此类事件，谁还敢相信公安、法律？不能保护受害者权益，司法体制的公平正义岂不是成了奢谈？
事实上，眼下我们已经毋庸讳言于司法公信的式微。数年前，《半月谈》就曾发表题为《司法公信力不足引起最高法重视，有关部门调研》的文章，不仅反映了司法公信力的现状，也表明了决策层对此现象的关注和重视。时隔许久，司法公信力之殇依然叫人愁肠百结，这恐怕不能仅仅从公众的价值期待上找问题。从河北“聂树斌案”，湖北“佘祥林案”，安徽“赵新建案”，再到河南“赵作海案”，种种“乌龙命案”不断刺激着公众的眼球，也让人们揪心于司法公信的不堪。“乌龙命案”，或者“流失的笔录”，背后其实对应着程序上的恶意、权力失范的魅影。如果仅仅满足于目的正义，推翻或者给出一个判决了事，显然无法弥合已然存在的断裂。
受害者胜了，因为罪犯已被绳之以法；受害者败了，因为罪犯以散播询问笔录的方式无情地给予被害人以报复，让被害人遭受二次戕害。这样的胜诉是悲怆的，法律以失信的姿态嘲弄了它的信仰者。当事人到现在也没有弄明白究竟是谁外泄了她的询问笔录？又是谁将它四处张贴？任你喊破喉咙，司法一应沉默，只有流失的笔录上，真切记载着法律被污之丑。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