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围墙，大抵有两种功用。古时大郡小城，往往有城墙围护，那是为了安全。至于另一种功用，其典型莫过于监狱，高墙铁窗，意味着自由被剥夺，人生被限制。
这一墙两面，大抵可用来阐述“北京对‘倒挂村’实行围墙封闭管理”的两种社会意见。什么是倒挂村，倒挂村就是指流动人口数超过了原住民的村子。对于大兴区的这些倒挂村，北京警方将联合政府部门建围墙、安街门、设岗亭，并封闭一些不常用的路口。
倒挂村的治安，一向是个难题。从警方的试点来看，这作法倒也算是成效卓著：自今年3月以来，率先进行试点的金星派出所辖区村庄110警情同比下降45%，发案同比下降10%。治安能够好转，那是很得民心的事，也鉴于此，网络上的支持声很多，基本上与反对者不相上下。
一个新生事物，赞成的和反对的力量不相上下，恰恰说明其正反两方面的属性同样鲜明。现在城市里的小区，一般都是有围墙隔着的，似乎也没人觉得不自在发起一场“倒墙”运动，同样的围墙安到了这些倒挂村上，尽管初衷也是为了保护绝大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但因为其针对的特定对象，就让人别有滋味在心头了。况且警方的一些作法，也在加重这样的猜臆。比如说朝六晚十一的进出时间限制——这样的限制可不会在我们的小区里实行。
我不知道这样的限制是不是原住民也得遵守，但即使一视同仁，想来原住民的焦虑和抵触也会少得多。围墙是给人安全感还是禁锢了人身自由，只是人的感受。不同的感受源于不同的角色定位。倘若我是主人，围墙再高也是为我所用，就算是加诸限制也能理解和支持。但如果换了是客人——这客人还不是尊贵的太受人待见的，又会是什么感觉？谁自在得起来？
作为临时居住者的外来流动人口，想要消除掉这样的角色心理非常困难，哪怕暂住证已换成了居住证。有形的围墙也代表着一道无形的屏障，暗示着双方的身份和不同权利。这道无形的屏障这几年在慢慢削减，但还远未到完全拆除的程度。
浙江慈溪许多村子，建有一个叫和谐促进会的组织，外来务工者和村民一起，参予村务村政。一位贵州的外来务工者墙兴贵，还放弃了5000多元的高薪，办起“小墙热线”，架起了外来打工者与村民之间的桥梁。热线名为小墙，其作用，却未必比北京倒挂村的高墙小。
围村建墙，只是以物理手段来保一方平安，拆掉外来务工者与市民村民心里的高墙，才是治本之策。（方小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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