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将试点推行城乡接合部的流动人口“倒挂”村的封闭管理模式。据称，警方将联合政府部门为这些村落建围墙、安街门、设岗亭，并封闭一些不常用的路口，对村内的人员和车辆实行持证出入的措施，将原本开放的自然村经过人为科学合理改造，上升为封闭式的社区管理模式。(4月26日《新京报》)
为何要封闭管理？警方说了，“这些村庄出现警情高发，环境和治安秩序差等情况，已经形成治安工作的瓶颈。”此外，城中村“藏污纳垢”的说法甚嚣尘上，各地“摸索城中村封闭式管理的新路子”的热情有增无减。可笔者纳闷的是，建围墙、封闭路口、持证出入就算“科学合理”的改造了？原本“开放”的自然村，改造成“封闭式的社区”就算是一种“上升”吗？笔者曾《西安日报》上看到一个“先进典型”，说是当地有个杨家围墙村通过城中村改造，打破“围墙”意识，破“墙”治乱，“从一个烂摊子、上访村、闹事村到好班子、和谐村”。一边是打破围墙，一边却是建立围墙，怎么能均属“上升”之举呢？
毋庸讳言，围绕城中村的争议不绝于耳。于今而言，抛开存废争议，探讨如何有效管理城中村或许才是理性之策。可无论如何，笔者都不觉得建围墙、封路口的封闭式社区管理模式是“科学合理”的。封闭管理城中村，无异于像隔离病毒一样把一部分居民圈在“围墙”之内。众所周知，绝大多数城中村公共设施缺乏、生活环境欠佳，如此“封闭管理”，无异于是默认一种低水平公共服务的正当性，剥夺城中村居民获得优质城市生活的权益。
事实上，如今不光是城中村，举凡都市，封闭式小区遍布，围墙一围，保安把门，进出凭证，来访登记，视频监控，每个小区自成系统，自成一个小社会，大有与外界划清界线的意思。尤其是一些所谓的高档住宅区，更是戒备森严、与世隔绝，俨然“城堡化”，大有与外界“老死不相往来”之意。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比如高档社区里入住的自然是“成功人士”，城中村里则多聚居着外来人口。什么层次的财富水平对应什么价位的房子，进而对应什么档次的小区，而小区之间的档次之差又暗含着住户阶层身份之别，这种“居住隔离”也就带来了阶层分割。正如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言，不同居住区域的分离，表明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如此差别化居住，自然也就成为阶层“断裂”的表现。老北京“东富西贵，南贫北贱”的说法，指的就是一种“居住隔离”的状态；昔日广州也有“东山大少”、“西关小姐”的说法，也是包含着身份阶层的地理差别。
况且，高档小区多处于交通发达、商业繁华、教育资源集中的市区，而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城中村大多在配套设施不全的边缘地带，资源差异又会进一步加剧阶层上升的机会失衡，加速“阶层断裂”。对此，全国政协委员郭松海曾提议“控制居住空间分异，构建混合社区”，可谓切中肯綮。广州的金沙洲这个地方，也曾因聚集大量经适房、廉租房而被担心会成为“贫民窟”，“混合居住”的想法也屡被提及。一道围墙，建起来简单，拆起来可就困难了，“居住隔离”导致的身份阶层烙印，别说拆墙，就是挖地三尺也难以迅速改变。由此看来，原本“开放”的自然村，改造成“封闭式的社区”实在算不上是一种“上升”。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