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从来不缺乏围墙，有的是有形的，有的是无形的。建立围墙，据说是为了防止外面的人闯进来，进而保护里面的人。这也难怪，风险社会，人人自危，一道隔离的墙其意义等同一道过滤风险的门。墙外的人望断高墙自生畏惧，墙内的人也可图个内心安稳。
一道围墙横亘两界，危险自然是隔离了，可有人又开始觉得墙阻碍了物资的沟通、人员的流动，不利于社会资源的通透开放。这其中，各大城市公园的拆墙透绿工程算是反对建墙的典范。这是对有形围墙的反驳。当然，面对围墙，也有很多人想到了被围困的权利，且不说一道围墙挡住了多少自由进出的权利，由墙壁带来的社会、心理隔阂，又会否加剧墙壁内外过着截然不同两种生活的群体，在社会生活、民生权利方面的差异，进而加剧围墙内群体的社会不公感和民生权利剥夺感？
一道围墙背后，社会安全与心理隔阂共生，如此两难抉择，你说这墙是隔还是不隔？
这大概正是面对“北京将对流动人口较多村庄建围墙封闭管理”这一新闻时，人们面临的两难抉择——北京警方25日在大兴区老三余村召开现场会，试点推行城乡接合部的流动人口“倒挂”村的封闭管理模式。按照封闭式的管理模式，警方联合政府部门为这些村落建围墙、安街门、设岗亭，并封闭一些不常用的路口。（4月26日《新京报》）
给城中村建围墙，目标直指社区安全。有此政策善意，舆论倒也不是一边倒地反对建墙。在网络上，主建者与主拆者人数就大致相当，网络论战意见则大体同上。当然，建还是不建，网民说了也算不了数。有关方面为了保险起见，事先早就进行了试点：自今年3月以来，率先进行试点的金星派出所辖区村庄110警情同比下降45%，发案同比下降10%。鉴于此良好经验，警方决定在城乡结合部的流动人口“倒挂村”试点推行封闭管理模式，涉及大兴区92个村庄。
围墙为安全而设，照理说也算是维护了墙中人的人身安全权利。但在形式上，可能或多或少让人觉得纠结。从现场照片窥知，居民进出村庄不仅要接受出入证检查，更有朝六晚十一的进出时间限制，其形式与备受诟病的封闭式学校管理有得一拼。且不说这种时间段限制会否与居民的工作、生活时间安排发生冲突，给人们的生活造成困扰，就算是每日拿着出入证被警方上下打量，也难免生出“天天被怀疑、日日被盘查”之感。有网友就说了，能不能让生活在城中村的人们，感受到如居住于设立围墙的商品房小区般的尊重？这涉及到金钱购买和人性化政策执行的层面，倘真能执行若此，那此政策也可谓善莫大焉。
可问题的关键却也在于，即使没有这座围墙，居住于城中村的人们，平日就享受到了如普通城市居民般的平权待遇了吗？还是说修筑了这一道围墙，更加剧了这种权利、自由的不公与剥夺感？人们之所以为这道墙而纠结，其真意可能并不在于这座有形之墙的建立，而更多在于城市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无形之墙的延伸，这些藩篱也许才是人们对围墙心生焦虑的根源。
毫无疑问，生活于城中村的人，是游离于城市边缘的一个庞大群体。他们生活于这座城市，却从来无力融入这座城市。无论是外来农民工还是异地蜗居一族，在城乡二元的剪刀差下，在户籍制度的藩篱下，众多围墙横亘在他们与城市之间：住房、养老、医疗、教育……当民生权利的缺失让这个群体成为城市的无根浮萍时，一道旨在保护他们安全的围墙，就很难让人相信，其中能包含多少权利、自由、尊严维护的切实之举，也正因如此，它才更容易被解读成阻挡权利与自由的墙壁。当这道有形的墙渐渐幻化成无形的墙之时，我们又该拿什么来稀释围墙背后的民生权利焦虑？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