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挂”是指流动人口数量超过常住人口数量。目前，北京仅大兴区有92个自然村出现“倒挂”情况，以老三余村为例，该村常住人口660人，而流动人口数量达到6000人左右。警方将联合政府部门为这些村落建围墙、安街门、设岗亭，并封闭一些不常用的路口，对村内的人员和车辆实行持证出入的措施，将原本开放的自然村经过人为科学合理改造，上升为封闭式的社区管理模式。(新京报4月26日报道)
封闭管理着眼于维护治安稳定，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消弭“倒挂”村庄的治安不良状况，为村民的生活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虽然有这些利好，但多数人仍表示对这样一种建围墙封闭管理的隐忧。在这个重视平等尊严的年代，针对“倒挂”村庄的特殊措施，隐含的逻辑就是流动人口是需要防范的“危险人群”。
提升治安状况常常都会带来管制与自由之间平衡拿捏的问题，古今中外概莫如此。一个普遍的观点是，在提升治安状况时，更需要防止公权力的侵害。所以，很多提升治安的措施都因为可能妨害自由的原因被民众否决。例如，美国为了提升治安而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管制，最后走向法律对其迁徙权力确认，就在于民众对于自由的关注。而此次大兴的举措，显然使得管制与居民自由之间失衡了。
首先，对“倒挂”村庄进行“持证出入”的措施，必然会有资格审查和办理证件程序，从而带来外来入住人员的不便。严格的进出控制，同流动人员的特质并不符合，如果他们只是短时间逗留，入住程序的增加需要其支付的居住成本就上升了。其次，建围墙装摄像头等措施还带来了当地居民隐私得不到保护的隐忧，毕竟人们都不希望自己置身于“被观察”的位置。
之所以想出封闭管理的办法，源于当地警方在工作中发现，这些“倒挂”村庄多出现警情高发，环境和治安秩序差等情况，已然形成治安工作的瓶颈。建围墙、减少路口的封闭式管理有利于治安范围的条块化分割，减少居住人员的流动。而摄像头等技术设备，则可以实时观察村庄动向，对突发事件快速反应。如此，当地治安机关就可以实现高效低成本的维稳。只是这样好的想法，完全是以牺牲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为代价的。
流动人口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会滋事，解决“倒挂”村庄的治安困境需要深入实际的考察，这其中应当考虑到流动人员的特点及诉求，通过细致工作化解矛盾，并对治安事件及时处理来实现良性的治理。在治安措施的抉择上，首先应该考虑治安的初衷是让居民获益，而不是出于管理者方便这种自我本位逻辑。因为，人性化管理带来的是居民福利的增长，而控制式的管理则带来不便与怨望，甚至是强加之下尊严的模糊。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