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惩戒权的底线在哪里

    4月6日，河南洛阳孟津西霞院初级中学初一学生雷梦佳，与同年级其他班另一名女同学打架。班主任组织全体同学投票，结果大部分同学投票将雷梦佳带走。4月7日，雷梦佳在学校附近黄河渠边的青石板上留下三句遗言，随后投渠自尽。

    这是一起意外的悲剧。因为学生自尽，舆论一边倒地对当事教师的“投票行为”进行谴责：家长认为，“老师如果是打她一顿，她也不会投河，关键是民主投票，伤了孩子自尊”；律师说，“民主投票赶学生走，属于变相体罚学生，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精神相悖”，好在“没有具体法律条文规定学校应该负多大的法律责任”。

    谁也不希望悲剧发生，但就具体事件而言，恐怕也当慎言教育惩戒的责任。学生打架不是小事，影响恶劣自当有所责罚，这既是对当事人及其家长负责，也是对教育秩序与环境负责。那么，如何惩戒？班主任没有独断专行，而是将“继续留下来”还是“带走家庭教育一周”的选择权交给同班的学生，情理上并没错。

    通过这一悲剧，我们再次见识了教育惩戒权动辄得咎的尴尬处境。其实，应不应严责班主任及学校的教育行为，只须回答好两个核心问题。

    一是“民主投票”合不合乎程序正义，这一环节是不是必然、或者基本必然导致学生的自尽行为？我们总不能因为有人吃饭小概率地噎死了，于是就说饭店居心叵测，谋财害命吧。

    二是学生打架这种违反校规校纪的行为究竟要不要追责？有一点是肯定的：假设打架的学生不被带走，也不被责罚，可能又会有人说“枉为人师”，基本的责任也不履行，孩子犯错了为什么不教育？

    那么，学校该怎么做？我们不提倡体罚，也不接受悖逆教育规律的威权教育。然而，我们更当明白一个道理：惩戒与赏识是教育的天与地，缺了谁都不能算是完整的教育。

    (作者系教师)

（责任编辑：年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