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贤今年三月被港媒评为“最开放的省委书记”，这个加冕殊为不易。而“您是否愿意带头公示财产呢？”这一更尖锐的问题应声而至。香港文汇报记者何凡回忆，张春贤的回答几乎没有停顿，他说：“试点之后，如果需要，我可以带头公布。”看到记者们的惊讶，在大家还没有回过味时，张春贤接着说：“其实我现在就可以公布，因为没有多少家当！”(4月25日人民网)
“如果需要，我可以带头公布。”我估计广大群众都会说“需要”，肯定需要，领导带头，就会有人跟进；各级领导，特别的做“一把手”的，要是都来带这个头，“敏感问题”会好办得多。当然，有些官员未必乐意，比如去年两会时，某省一位政协主席就发牢骚说，“老百姓为什么不公开财产？”
从情理上说，官员也是人，隐私情结也是人之常情。但是把这种隐私说成个人权利不可侵犯，平民可以，官员怕是没有理由要求与平民百姓同等的隐私权的。官员私权利有限原则，是由其公权力的特殊身份决定的。比如在俄罗斯，公务员如果拒绝提供个人财产信息，将面临开除公职的处罚。很多西方国家还把官员财产公示的法律名称冠以“道德法”、“伦理法”等字眼，是认为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不但属于民主政治范畴，而且事关政治伦理——国家应该倡导、官员阶层应该认同怎样的政治伦理观念的问题。首先，既为官，就应秉持个人私权利服从社会公共利益的思想；其次，官员私权利有限原则并未剥夺其职业选择权——在公务员与普通百姓的身份之间，任何人都有选择的权利。那么，你选择了公务员职业，就意味着你同意放弃或让渡一部分私权利，包括隐私权。发牢骚说“老百姓为什么不公开财产”的官员，其实他更应该反问自己：我为什么不选择做一个老百姓？
我相信，上述这番“大道理”，官员们未必不知，但不予认同的更多原因可能是怕出麻烦吧？张春贤说“没有多少家当”，但我更愿意相信，他的“家当”多也好，不多也罢，主要是来路正，所以不拒公开。新疆阿勒泰、湖南浏阳、浙江慈溪的试点中，也不是所有的官员都抵触，我相信也是因为他们的“家当”没有问题，所以敢于阳光化。襟怀坦荡，把一切都交给组织和人民，这种说法对现在的某些人来说，可能是太高调了；然而只要没有“那方面”的“隐私”，在个人财产问题上还是应该坦坦荡荡的。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