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邵东县杨桥镇大塘小学原校长申忠文猥亵两名学前班女学生，被家长揭发后失踪，此事被披露后引发关注。事发后，邵东县教育局发布“八项禁止”，其中规定严禁男老师和女学生单独沟通，以防止“禽兽教师”再现。（4月23日《潇湘晨报》）
教师猥亵学生事件，从法与德两个层面刺痛着社会的神经。因此，如何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成为了一道沉重的社会考题。应该说，此类事件既有外因也存在内因。如果说，法律渗透不足及学生自我保护意识的盲区助燃了一些老师的卑劣，那么未被关注的心理隐疾，是不是也从侧面点醒了社会心理救助架构的残缺呢？
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种“削履适足”的做法。发布“严禁男老师和女学生单独沟通”等八项禁令，防了潜在“禽兽教师”的同时，也为校园学习生活氛围及师生间的交往戴上了“紧箍咒”。
何为单独沟通？是不是没有第三方的异性师生共处就是违规呢？这种靠第三方“见证”构建起的异性师生关系，恐怕不但会影响到正常的异性师生交往，而且也可能为学生的身心发展带来人际交往上的焦虑。
可见，为防止“禽兽教师”再现，岂能“禁”字当头，又岂能一禁了之！其实，纵观时下的校园管理，我们发现，一种怕担责怕出事的情绪，弥漫于一些学校教育管理、校园管理的过程，表面看这是防患于未然，其实是一劳永逸观念驱使下的惰性施教。
禁、防结合得再紧密，所筑起的只能是人与人之间的一道墙，而不是一座桥。面对“禽兽教师”，我们是筑墙还是造桥呢？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