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副市长骨子里的小农意识

2010年04月23日 10:22   来源:光明网   韩和元

  3月18日湖南省临湘市副市长姜宗福发帖炮轰房地产,一石激起千层浪。近日,包括南方都市报和潇湘晨报诸多媒体,就此对其予以采访报道。在采访中这位颇具个性的市长,重述了他在帖子里阐述过的观点,将其观点归纳一下大抵两点:

  一城镇化只会拉高房价,他说:让农村人口加速转移到城市里面去,都到城市去抢房了,房价能不高吗?二城镇化只会加剧农村的空心化,只会导致中国农业的破产,进而导致中国的粮食安全。他说:这么大的城市扩张面积,那得浪费多少耕地?你把人都转移到城市里去了,那农村呢,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啊,没有粮食做支撑,怎么能活命呢?

  对于他的这两个观点,我都认为是颇值得商榷的。

  一、城镇化不是拉高房价的根本原因:

  首先对于他的城镇化的缘故而导致房价高企的观点颇不能够苟同。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希勒教授就曾说过,世界上的任何事件的发生,它绝不非是由于单一的原因所造成,正确的解释是它是多要素——那些主要的次要的、直接的间接的要素集合的结果。罗马帝国的灭亡是如此,同样房价的高企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面对房价的高企,人们本能的指责企业没有良心(我们的姜市长也不例外,他就明确的指出,正是因为房企的贪婪绑架了地方政府),并要求其强化道德自律和社会责任感。其实这种谴责与呼吁合理但却不得要领。因为发生大面积失序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企业家个人道德倾向而在于其所处的产业环境了。而不幸的是由于历史和其他原因,中国的房地产业正处于一种“拔高”的体制结构中。

  1、当前房地产业还处于卖方市场

  我们无可否认,城镇化确乎是房价高企的原因之一,但绝对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还可以说算不得主要的原因。我们知道,我国直到1998年才结束福利分房制度而步入市场的轨道。突来的改革所释放出来的需求,我们是可以想见的。而这种体制结构决定了我们当前的房地产行业还只是属于处于一个卖方主导的市场,房地产商的强势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2、生命周期储蓄原则要素对房价的影响

  另外基于生命周期储蓄模型这个基本要素,刚性需求的客观存在对房价的影响。我国自1953年到1983年30年间,出现了两个生育高峰,这期间婴儿出生率极高,到2010年(并将持续一段时间),已经出现了一个数量极其庞大的,年龄介入35--55岁之间的人群。而这个人群对储蓄市场(含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及原始性储蓄市场)有着很旺盛的需求,这种需求本身将会演变为导致储蓄市场变化的主要作用力。当人数最多的那代人觉得需要增加储蓄时,他们对储蓄工具的竞相需求,自然会抬高他们所针对的储蓄工具的价格,比如:股票、房地产、债券的价格。

  中国现在虽然存在“农村哪里有劳动力,年轻劳动力都进城了”的客观事实,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的是,中国所采取的二元化户籍这种变相的城乡隔离制度,这种制度决定了从农村走出来进城的年轻劳动力,仅仅只是“都市中非移民的打工者”是“候鸟型工人”而已。他们进入城区“只是暂时性的,而且是出于经济原因。换言之,他们只是作为找工作的人,而不是作为移居者被允许进入的。所以我们可见当前已经高企的房价,与“都进城了的”农村年轻劳动力无关,纵或真的因为生命周期储蓄原则这一要素拉高了房价,那也仅仅只是原来的城镇居民内部交易形成的。

  3、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对房价的影响

  央行近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房地产贷款继续增长,其中,个人购房贷款新增5227亿元,季末余额同比增长53.4%,比上年末上升10.3 个百分点。这是央行罕见的就单个季度发布金融机构贷款投向报告。数据充分说明,一季度房价高涨背后,信贷资金推动因素明显。但事实是这种信贷资金推动因素,并不仅仅只是2010年第一季度才有的事情。事实上中国一向奉行的就是低利率的货币政策,人为的在压低利率造成信贷的扩张,它往往误导着消费者,使他们热衷于消费很多在正常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消费的项目,而这一货币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无疑就包括房地产业(2001年后格林斯潘的低利率政策所造就的美国的房地产业繁荣就是一个明证)。

  4、政府职能的错位对房价失序的影响

  而我们认为,房价失序的另一个不应该忽视的原因,或许还在于我国政府职能的错位。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财政分权化改革,我国各级政府已经成为追求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最大化的积极主体。这导致了地方政府之间围绕经济增长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各地政府为了保障经济的高增长和财政收入的最大化尽一切可能鼓励和支持地方工商业发展,甚至不惜放纵地方企业的各种经营行为。姜市长在接受采访时所列举的被福建财团所要挟但最后却不得不依从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不答应,项目就没法上马。”

  糟糕的是,这些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主体本身又掌握着不受约束的公权力,这就无形中造就了我国的社会治理结构中最缺失的一个主体——一个专司市场规则供给的利益超然体。处于社会治理最顶端的政府本身在市场领域不仅是裁判员更是运动员,当其一心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时,任何与此目标相悖的利益都可能遭到破坏。从这点来说,当前房价的失序,本身就是政府行为出偏的市场折射。

  这也就决定了,只要政府继续把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最大化作为其工作的重点,那么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角色定位没有得到纠正,那么市场业已存在的问题都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

  我想房价之所以高企,以至于失序,或许跟这种种要素的汇集,最后形成合力有关。而绝不只是姜市长所提及的那一点而已。如果我们不能够全面的认识到问题的根源,而只是义气的谴责和呼吁,显然是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目前房价失序失范的问题的。譬如,如果我们不能够认识到货币政策对房价的影响,而只是限制农村人口向城镇的流动,那么高房价还是不可避免,因为很简单,引爆这次经济危机的美国房地产业的泡沫,其重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外来移居者而拉高的,而是因为低利率政策刺激而出现的盲目消费所导致的。

  更重要的是这种限制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观念,是糊涂的。

  二、城镇化不是农村问题的根源

  正如温总所认识到的,目前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还在于:“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 以居民消费为主导的内需市场还没有建立起来。特定于中国,如何建立国内市场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那里寻找到答案。列宁在他的那本伟大的经济学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第一章《民粹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的第四节里,他针对于民粹主义经济学家尼.——逊的国外市场是摆脱实现额外价值的困难的出路这一糊涂观点时指出的那样:这些民粹主义者既根本不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的实现(即国内市场的理论),也根本不了解国外市场的作用……实现问题就是:如何为资本主义的每一部分产品按价值(不变成本、可变成本和额外价值)和按物质形式(生产资料、消费品,其中包括必需品和奢侈品)在市场上找到代替它的另一部分产品。

  特定于当前的中国,对于列宁的上述论点应该是具有共识的,那就是在国外市场日益萎缩的时候,中国必须从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向以建立国内市场来予以代替。关于这点,可从政府发表的谈话和学界的论述得到证明。而现在真正困扰中国的问题或许更在于国内市场建立的路径选择上,特别是在于社会分工和土地政策关系的内在联系上。

  姜市长显然忽视了如下一些事实,那就是当一部分生产者从生产资料中解放出来,也就意味着必须以这些生产资料转入他人手中、变成资本为前提;因而以下情况为前提:这些生产资料的新占有者以商品形式生产那些原先归生产者本人消费的产品,就是说扩大国内市场;这些新的占有者在扩大自己的生产时,向市场提出对新工具、原材料、运输工具等等的需求,以及对消费品的需求(这些新占有者日益富有,他们的消费就自然增多)。他们显然也忘记了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一些教诲,譬如对市场来说重要的绝不是生产者的生活水平,而是生活水平的降低与他们手中货币资金的数目的增加完全一致,因为这种农民愈破产他们就愈加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就愈加必须在市场上购买自己更大部分的生活资料。共产主义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在他的那本伟大的著作《资本论》第一卷的第778页里这样论述到“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家解放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材料,而且也建立了国内市场。”[1]

  他的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俄国人列宁的认同,他在他的那本《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里,这样与马克思的观点予以呼应:“从抽象的理论观点来看,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的社会中,小生产者破产所表明的情况……表明着国内市场在建立而不是在缩小。”[2]

  而至于姜市长所认为的城镇化只会加剧农村的空心化,只会导致中国农业的破产,进而导致中国的粮食安全的担忧——他说:这么大的城市扩张面积,那得浪费多少耕地?你把人都转移到城市里去了,那农村呢,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啊,没有粮食做支撑,怎么能活命呢?只能够说明他对经济问题的外行和无知。

  正如新竞争经济学所告诉我们的,当前世界的竞争优势不是来源于,投入和当地的资源禀赋而是来源于生产的效率。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法国目前约有89.3万人从事农业经营,43万人在农业食品行业,23500人是从事海渔业;农业人口只占4%。[3] 但正是这区区的4%的劳动力,却让法国成为欧盟最大的农业生产国,世界第二大农业食品出口国,世界第一大食品制成品出口国。[4]

  而现在制约我国农业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根本原因所在,恰好就在于我国现行的户籍及衍生的土地制度。我们当前的这种政策,虽说土地的所有权归集体,农民仅仅只享有土地的使用权,这种政策也确乎使得小农经济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但这种制度无疑是在延续甚至强化了几千年来的小农制度,也就是马克思所指的‘小土地私有制度’,这种制度的反动就反动在于——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5]这种反动的必然结果是我国农村生产力的落后、农业产业效率的低下。

  虽然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基于最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考虑的,但社会规律却不会以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因为“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规律。”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将证明给我们看:小农制度破产是必然。[6]

  马克思进一步论述道:“资本主义生产(市场经济)方式由于它的本性,使农业人口同非农业人口比较起来,在不断的减少,总之,没有工商业人口的增加,农业人口的减少,商品经济或者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能够设想的。这种情况对国内市场问题的意义同样巨大,因为它与工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与农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工业中心的形成,其数目的增加,以及他们对人口的吸引,不能不对整个农村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年轻劳动力的外流、传统的小农意识下的农村经济的破产,1850年代的马克思显然已经观察到了,但可惜的是身为21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官员姜宗福却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综上述来看,姜市长的观点不仅是糊涂的,更是与时代发展的诉求背道而驰的,是在开历史的倒车。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小农意识在诸如姜宗福这样的官员的意识是多么的根深蒂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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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本论》第一卷第778页[2]《列宁全集》第13卷,莫斯科1940年俄文版第301页[3]人民网驻法国记者廖先旺 法国乡村及农业漫谈[4]法国农业信息化发展状况 《世界农业》2004年第二期 沈阳农业大学经贸学院 崔国胜 孔媛[5]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47章第5节[6]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47章第5节

(责任编辑:侯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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