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副部级大学”的扩充，是教育领域“官本位”回潮的显著一例。这种情况令人堪忧——继2000年前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二十余所大学被确定为“副部级”，最近，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等11所大学也升格为副部级。这样，我国现有约32所副部级大学，都是列为国家重点建设的优秀大学。
中国的优秀大学怎样发展建设、怎样争创“世界一流”，一直为国人所关注。国家的一个重大举措是通过“985工程”对若干研究型大学进行重点投资建设。提升这些大学的行政级别是否属重点建设的另一措施不得而知，但其合理性却是应当从根本上予以质疑的。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教育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中，即取消了普通高校的行政差别，将所有高校均定为局级。以中国高校差距之大，享受划一的待遇固有不尽合理之处。但解决的方案应当是通过进一步改革，让高等学校在社会上自主生长，确立新的机制，如同国企改革那样，而不是退回到行政化的老路上来。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由于体制改革的滞后，也出现一些明显的问题。“副部级”高校是教育领域“官本位”回潮的显著一例。另外一例是，经新一轮高校合并调整，部门办学的陈旧体制被基本破除。然而，它在教育部门却反而被强化。由于合并后教育部所属高校由原先的36所增加到71所，其管理职能却并没有相应改变，于是出现这些优秀大学“跑部前进”、甚至不得不设立驻京办事处的怪事。
近年来，国家教育投资大幅增加，但拨款和资源配置的体制并没有改变，从而产生了一个负效应：教育部门原本应当转移、下放、缩小的行政权力反而被大大增强。
不久前，中国银行宣布，从今年下半年起，中国银行的人事制度序列中将不再出现行长、处长等行政官衔，而代之以总裁、经理等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经理人头衔，以淡化和取消企业的行政级别。辽宁省将逐步取消中小学校长的行政级别，建立校长职级制，形成职务能上能下、待遇能高能低、流动能进能出的机制。企业界能做到的，教育界能不能做到？中小学能做到的，优秀的大学是否更应该做到？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