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市长张广宁日前来到市信访局接听了市民热线。自他上任以来，这已经是第五次。一市之长与市民直接通话，很需要一些勇气。因为我们都知道，领导的各种热线大抵都是反映问题的，投诉乃至控诉之类还可能不乏尖锐之词，这一点，张市长比我们更清楚得多，但是，他显然也具备这种勇气。
在总共2小时40分钟的时间里，张市长接听了21位市民的来电，其中5位反映噪音扰民的问题。在广州市“天更蓝，水更清，路更通，房更靓，城更美”的目标之外，有先生还提议加上“城更静”，要设置噪音测量仪、提供公共音箱、建造社区半封闭舞台，等等。应该说，这位市民的着眼点是比较“狭窄”的，看到的只是但有一块较大的空地往往就集结一定人群“锣鼓喧天”而已。实际上，广州城中还有大量的吵的内容。好端端的马路动辄开挖，每一拉开“拉链”之时，“咣、咣、咣”锤砸水泥路面的声音就令人发躁；机动车鸣喇叭罚款200元，人所共知，但现在拼命按喇叭的似乎越来越多；“穿衣戴帽”拆除脚手架，金属的家伙居然从上到下径直扔将下来……
如张市长所说，城不静，说明政府部门在管理上还存在问题。细细看去，的确如此。多少年内路面不准开挖，开挖要经过哪里批准，以杜绝“拉链路”，如此信誓旦旦不知已经听了几回，这就是最典型的管理问题了。应该承认，广州现在的吵，有为亚运赶各种工期的因素。沉寂了一阵子的路边石更换，在一些路段又悄悄开始了，施工嘛，总要有噪声。问题是，此施工是否必要，属于必要的施工过程中是否能够尽量不吵？比如你把脚手架的管子一根一根递下来，可能麻烦一点，但噪声就会小一点。不记得哪位领导说过，为了迎亚运市民要暂时克服一下，我认为做到城更静，这不是主要因素。亚运还没影子的时候，难道我们的城市不吵吗？一样的吵。而且，亚运过后，也还不断会有为了这个、为了那个的工程。李泽厚先生说我们中国是乐感文化，总喜欢乐观地眺望未来，一针见血。我们每每认为，之后就会怎样地好了，然而，“之后”之后还有“之后”，像愚公的“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虽然我没作过考察，也相信城不静不是广州独有的问题。吵，可能是我们的文化特质之一。18世纪，英国使团来给乾隆祝寿———就是因为人家不跪导致双方不欢而散的那次，我们欢迎他们上岸，好心好意地擂了一通欢迎锣鼓，但那些家伙非但不领情，反而觉得吵，认为我们中国人不懂乐音。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柏杨先生把国人公共场所的大声说话更当成问题提了出来，记得当时吓了自己一跳。他还举了类似笑话的极端例子：有人报警说有两个中国人在吵架，但这二位却对警察申辩说，他们只是在耳语……
对“城更静”的问题，张市长表示尽快出台可行方案。恕我悲观地看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城更静”恐怕还只能是一种奢求。一方面在于上面说的“文化基因”，另一方面管理水平不可能一下子好转起来。但职能部门还是可以有所作为，那就是能否保证不要一天到晚老在吵，在可以不吵的地方不要吵，在不该吵的时候也不要吵。苟如此，百姓庶几可以心满意足了。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