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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波打工群体中，有位方姓打工者从2004年起，专挑“问题企业”务工，已连续将工作过的12家企业告上法庭，凭着钓鱼式维权方式，他屡告屡胜，被誉为“维权狂人”。（12月28日 浙江在线）
钓鱼执法，因其“公权碰瓷”的本质，而饱受人们诟病；如今“钓鱼维权”被曝出，又刺激了许多人的神经，有人迅疾站出来对其攻瑕索垢，认为方先生所作所为实为“恶意、过度维权”，应遭道德声讨、舆论谴责。
方先生“为打官司而去打工”，的确可算是“动机不纯”，从逻辑推演上，它还会造成恶性社会效果：“企业成鱼饵”的焦虑加剧，社会中信任匮乏更为严重。所以，从康德“目的与动机都得高尚”的道德观做判断，方先生的做法当遭抨击。
但依笔者看，站在道德高地对“钓鱼维权”不依不饶，其实就是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道德洁癖。社会会出现“打假专业户”“维权专家”，使得职工的极端化维权，面临着道德与法律上的定性悖论，归根结底，离不开现行的维权机制孱弱、司法欠缺。
继张海超“开胸验肺”、孙中界“断指控诉”事件后，农民工维权难的现状，一时间在媒体报道中形成了群景观。企业拒签合同、安全设施欠缺、工资拖欠、虐待员工等，伴随着“资强老弱”的话语不对等语境，侵蚀了农民工的权益，更将“弱势”标签贴在了他们意识里。在企业玩“霸王规则”，维权成本巨大，而自身又力量弱小的情境下，依法维权只能是“奢侈品”，让农民工们遥不可及。
方先生带着“寻衅”性质的“边跳槽边打官司”，看似无理取闹，实质上却透着血泪的辛酸，让人五味杂陈。他的策略不乏投机成分，但比之无良企业的蛮横欺诈，它只是枚“轻磅炸弹”。在这种叫阵中，“好战”的骂名飞来不断，但企业也为违规操作，而付出了代价，同时还给意欲妄为的企业主们，敲响一记微弱的钟鸣。可以料想，当这种出于义举的“替天行道”远扬，许多农民工心中，该何其快慰。
但面临多重困境的钓鱼维权，终难持久。方先生们没有三头六臂，现身每个幽暗角落；在众多道德卫士的群起攻击下，它也难以为继。如果企业的越轨，得不到法规、体制的现实约束，如果企业与员工间依旧强弱势分明，那么除了企业能洁身自律，农民工权利被当泥巴捏，就是常态。
“钓鱼维权”是对现行维权机制孱弱的反讽。与其大棒压向以绵薄之力做抗争的个体，不如抱着体恤之心，对不合理的话语秩序、体制漏洞发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