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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款吃喝者侵占和浪费了社会财产，应当对此通过立法定罪，建议修改刑法设立‘挥霍浪费罪’。”近日，全国人大代表赵林中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遏制过度应酬、公款吃喝的建议》。
建议增设“挥霍浪费罪”——这应该已算是一则近似“喋喋不休”的“旧闻”。不过，对反复“过度公款吃喝入罪”建议一味支持与赞同，也许多了几分“义愤填膺”，却少了几分理性与对法律本身的度量。在笔者看来，以入罪遏止过度公款吃喝依旧是不可行的。原因是“过度公款吃喝”是具体而复杂多变的现实细节，如果其需要法律具体化地去一一应对，只能让法律与生活一同变得庸俗、失去张力，遏止过度公款吃喝其实更需要阳光财政，与公众监督。
为什么大家都对“过度公款吃喝入罪”充满向往与力推呢？建议的反复被提出，已不在于过度公款吃喝所激发的民众“被伤害感”，更流露出一种强烈的对遏止过度吃喝现有制度设计、与践行举动的失望感。一方面，公款吃喝费用每年高达数千亿元，另一方面，各种过度公款吃喝的丑闻，依然以“网友曝”等形式一次次充塞于公众视线内。
当然，以“过度公款吃喝入罪”建议的反复被提出，来认定为当前相关治理举措的整体性失灵，显然有失偏颇。从中央到一些地方政府的相关举动，都不难看出治理公款吃喝的决心与可行性。比如此前昆明市出台的“接待规定”，与武汉市的“公务支出清单”举措，就真正意义上接近了以阳光财政、公众监督遏止过度公款消费的真谛。但是，我们还是不得不说，“过度公款吃喝入罪”的反复建议举动，其依旧诠释了这样最简单的真相：在整体社会空间内，遏止公款过度吃喝之制度设计的完善程度，与执行力度，还远远不够，至少公众对此还不满意。
当这种建议被人大代表和专家反复地提出，我们不能不引起警惕，因为其背后其实已经隐含了一种治理制度的失守，与民众情绪的愤懑——而两者蕴涵的危机可能，其实已不逊于“过度公款吃喝”本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