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因挟带着对“三公经费”的整治，一经出台，就引起了围观，在这个新鲜出炉的条例里面，我们也的确发现了很多利好的信息，比如对“三公经费”使用、政府采购、会议管理等热点作出了详细的规定，比如县级以上政府需将“三公经费”纳入预算管理，并定期公布、凡超预算开支“三公”、购建豪华办公用房、安排与业务工作无关的出国考察等情形，情节严重的将面临撤职处分。
对条例中的这一揽子规定，不少人唱起赞歌：用科学的标准筛掉不该支出项目和费用，遏制日益膨胀的行政开支，能够有效“消肿”“三公经费”；在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方面的规定，为机关事务管理工作设置了一个“高压线”，增强了条例的威慑力。
但笔者认为，条例的出台，只能说是有限度的进步，要想从根子上解决问题，恐怕很难。最让人诟病的，就是无法量化。比如，条例所指的豪车、豪楼、豪华内饰等，何为豪华，条例中没有用数目字量化。但假如条例有了量化指标就够好吗？我看也未必，浙江温州公布的公务接待管理规定，量化得就很严密，规定公务接待每人每餐不超过60元，禁止点用野生黄鱼、鲍鱼、鱼翅、辽参、茅台、五粮液等，陪餐人员不超过客人人数，禁止签单、赊账、现金报销，一律公务卡支付并随附结算菜单，每月向纪检监察机关和财政部门报告公务接待详情，并设置公众举报电话云云，但如此严密的量化依然经不起追问，这不，就有好事者问了：不在规定上出现的菜品、酒水，我总可以放心使用吧？我不买单，我用权力让人买单，你又能耐我何？
因此，问题的归因不在于条例制定得有多严密，要管控好三公经费，纠缠于“吃什么、吃多少、怎么吃”解决不了问题，敢不敢触碰隐藏于吃喝背后的权力才是问题，想必这个问题大家都能看到，只是不愿、不敢跳将来去摸它罢了。
清官海瑞和四川巴中白庙乡的案例或许能说明一些问题。远的如海瑞，可以说是史上反“三公潜规则”的第一牛人了，他出任浙江省淳安县知县时，严格遵循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公务接待标准，至于礼品、红包、迎送排场等额外的接待一概没有。虽然收获了很多美名，但是得罪了大批有权有势的官员，他们用“不再到淳安视察”来进行抗议，海瑞自然成了“古怪的模范官吏”，饮尽孤独寂寞后终结生命。近的如巴中白庙乡，2010年巴中市白庙乡政府财务“全裸”，“三公”经费全部公开，吓得领导从此不敢再来白庙乡，导致乡政府正常、必要的工作进行不下去。
《机关事务管理条例》显示了政府治理“三公”的决心，但缺少将权力塞回笼子的勇气，虽然它离那只权力之手只隔着一层窗户纸。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