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公开今年将有新的进展。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日前表示，今年，中央本级和各部门的“三公”经费、行政经费将一并公开。按照程序，这些内容将在6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进行公布。同时，行政事业性收费信息也将公开。（新京报5月30日）
千呼万唤，去年，98个中央部门终于公开了“三公”消费。虽然还存有诸多疑问，程序与内容中还有诸多细节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公开之举得到了社会极大包容。今年的公开是去年的延伸与深入，这是“三公”公开逐渐走向制度化的必然。不过，就当前极不完善的“三公”公开机制来看，要想借助公开有效监督“三公”消费，不应拘泥于制度下的规定动作。
之所以如此建议，是因为去年一些部门虽然公开了“三公”消费，但问题重重。比如有的公开类别过于繁杂，让人如坠云雾，不知所以；有的线条过粗，缺乏明细支撑，仅凭几个苍白的数字，公众无从判断公款消费是否合理；有的公车和公款接待费用低得让人难以想象，但仅就公开条目而言，公众缺乏进一步深入了解的途径……
虽然公众暂无必要对首度公开“三公”消费的部门过于严苛，但“三公”公开有着完整的意义，其根本目的就在于有效监督公款使用，逐步构建节约型政府。从这层意义上讲，公开的内容不仅要尽可能让公众看得懂，还应有更为细致的说明内容，尤其是一些数字必须具有能够说明问题、消除公众心头疑问的缜密逻辑关系，否则，所谓的公开，就像是端出一部无人能够解读的“天书”，其意义又怎能不大打折扣？
就“三公”消费来看，公众之所以意见很多，许多时候并不是直接因为相关部门公开的那些数据，而是来自于身边的切实感受。切实感受其实也是“三公”公开的内容，只不过处于公款消费影响的末端。然而，当前公众的这些切实感受尚无法有效影响“三公”公开结果，难以对公权部门形成有效制约，恰恰折射出急需建立一条从公众切实感受抵达“三公”公开的有效影响机制。而建立健全这样的影响机制，既需要“上层建筑”的科学设计，同时也离不开公众的强力推动。
属于“上层建筑”设计的规定动作，有助于对“三公”公开形成刚性约束，但这些公开能否尽快尽可能走向深入，与公众现实感受接轨，取决于能否允许公众监督的自选动作，即在现有公开机制之外，应当允许公众通过对现实感受的疑问追问，反促相关部门公开更多细节。比如对那位“专拍公车哥”的具体监督案例予以具体回应，而不是笼统地拿出一个宏观数据便草草打发。（几又）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