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谢顶谢得厉害，跟小老头似的。来应聘的时候领导就说，你的技术不错，可就是看着太老了。我就赶紧去买了假发戴上。”赵忠伟说。从身份证上看，赵忠伟是1970年生人，刚满42岁。但事实上，他出生于1963年，今年已经49岁了。“办身份证时上错年龄了，没想到现在帮了我大忙。这个我跟谁都不说，要是单位知道了，肯定不会要我。都奔50的人了，技术再好，谁会要呢？”（5月29日《第一财经日报》）
笔者注意到，近日有两则与农民工相关的新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30多名毕业生用“民工版”毕业照挥别青涩；而真正的农民工赵忠伟需要一顶假发掩饰年龄获得工作机会。虽然那些学生身穿汗布衫，手拿电锯、扳手，俨然一副农民工的模样，但依然掩饰不住洋溢在他们身上的青春与自信；同样的，仅凭一顶假发又如何能够遮挡岁月给赵忠伟留下的痕迹，化解中年农民工的尴尬处境？
当年轻一代自以为挣脱土地的束缚奔向大都市寻求梦想时，谁能保证若干年后，居无定所、身无所长的他们不会像父辈一样需要一顶假发来掩饰尴尬、谋求生存？大城市扶摇直上的房价、无松动迹象的户籍壁垒、令人望而生畏的就医门槛等带来的重若泰山般的生活压力迫使农民工处于城市的边缘地带，他们无缘享受普通市民该有的福利待遇，更无多少可能在城市定居，所以才有很多年轻人纷纷逃离北上广。年轻是最大的资本，不同于青年人尚有机会重头再来，人到中年，既缺技术又无体力，他们的生活处境怎么会不尴尬？
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超过30岁的农民工比例高达61%，其中，41岁-50岁的占24.0%，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4.3%。这意味着劳动力的供给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中年农民工实际上已成为我国农民工的主体，他们的尴尬处境也正体现了我国劳动力供给的困局。
劳动力丰富一向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但近年来“民工荒”已从珠三角蔓延至长三角，由此催生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竞争压力加大也给我国的经济转型带来一定阻碍。化解中年农民工的尴尬处境，实际上也是为我国经济发展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或知识密集型转变探索出路。
最近一段时期，一些地方，如河南、广东等，号召取消“农民工”称谓，意图从形式上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向农民工表达欢迎之态。但实际上，要取消的不仅仅是一种称谓，而是横亘在城乡之间的二元经济结构，以及让农民工缺乏踏实存在感的户籍限制。农民工能否与城市里的普通市民一样拥有平等的待遇才是最核心的问题，也是城市能否留下他们的重要筹码。对中年农民工来说，用人单位能否摈弃年龄歧视、重用有技能者更为关键。
从社会及企业的角度来说，还应加强对农民工的专业技能培训，提供较为通畅的晋升渠道、令人安心的福利待遇，从根本上保证农民工具有一定的生存技能。这样，他们不至于在耗费体力半生、步入中年后，只能借助一顶假发来获得工作机会。（梁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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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