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广州市政府审议通过并及时发布了《关于市政府各部门行政执法职权及依据的通告》，决定取消50多个未依法定途径取得执法权的主体和1800多项不具有合法性的执法职权，调整1000多项不规范的执法职权，并明确要求今后执法权变化需向社会公告。
据了解，截至今年1月，广州市本级执法主体共107个，行使的执法职权共有5687项。从广州市政府这次《通告》的情况可以看出，广州市竟有近半数的行政执法主体执法权来源不明，没有法定依据，同时，在全部执法权中竟有近三分之一不具有合法性。
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以管理为中心，职能单一。而管理的基本方式和途径就是创设执法权，通过执法权的行使来实现行政管理目的，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同时，执法权的多寡还意味着政府职能部门的“位”和“利”，因而一些部门往往通过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起草制定，为本部门捞权逐利，出现了大量缺乏明确法律依据的执法主体和执法职权。
毫无疑问，广州市这次对政府各部门行政执法职权的清理是下了决心、动了真格，无论是行政执法主体，还是行政执法职权，都大大“瘦身”。这种刮骨疗毒的举措，是非常值得肯定和赞赏的。它是对市场经济的有力呵护和有效松绑，必将使公民权利更加丰满，可极大地激发公民和其他市场主体的强大活力和创造积极性，减少摩擦和矛盾，促进社会和谐进步。
我们都知道，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相辅相成，互相影响。但两者之间关系发展的趋势是“小政府，大社会”，政府直接行使权力的管理和处罚事项越来越少，公民通过社会或自治组织直接和参与管理的事项越来越多，行业自治、基层群众自治正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因而，政府“放权”，公民“扩权”，是中国法治进程的必然。而缩减执法权，清理没有法律依据的执法权，更是为公民权利的行使解除束缚、清除障碍，让公民权利逐渐回归本位，愈加丰满起来。
由广州市行政执法权的情况，我们不难联想到全国众多地方的行政执法权情况，或许与广州的情况大同小异。果真如此，那就更加凸显了政府部门行政执法权上的严重问题，亟须下大力气坚决予以清理，使受到行政执法权挤压的公民权利重新释放空间，重回充实丰满状态。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