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艺术家对于时代生活的干预而与风云际会的话，他们在艺术领域的探索，则常常是孤军深入，孤掌难鸣，备受自身思想难通与外界理解不予的痛苦，但是，经过了炼狱，绕过了险滩，则也可能是新天地、新境界，光芒万丈在眼前。艺术创作，特别是艺术创新，需要一意孤行。
当年，齐白石五游于天下，初步完成了脱贫致富，后来，因为避匪投友，到了北平，才发现美术界并不怎么认可他。他从传统得到的，哪怕是八大与金农的精髓，也被人识为皮毛。大家发现并歧视他骨子里的草根习气以及追随古代文人情怀时表现的叛逆精神，陈师曾却十分重视这一点。他从中国美术的前途计，要借重齐白石具备的这股异力。齐白石理解陈师曾的一番苦心，也明白自己需要突破的方向，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既有潜力，又有魄力：“余作画数十年，未称己意。从此决定大变，不欲人知，即饿死京华，公等勿怜，乃余或可自问快心时也”；“扫除凡格总难能，十载关门始变更”。
齐白石之于中国美术史，其伟大意义是形成了独特的大写意中国画风格。这“独特”二字到底体现在哪儿呢？或者说，我们从哪个角度来认识这个齐白石呢？
明代董其昌提出文人画的概念，在美术领域拉开了文野之间的距离。如果说，董其昌在当年的建树是历史性的，有着十分重要的划时代意义，那么，到了清末民初，其间的理论误差越来越大，这主要体现在成为主流的文人画在其作者清末被宫廷管理、民初被生计困扰后，文人画中理应包含的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并由此展开的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孤傲品性以及九折不回的执着态度等，都由强转弱，由显转晦，甚至从有渐无了。文人画渐渐地沦为了一介小品，凛然之气不再，山林之气从内涵上没有了历史感，从形式上没有超脱性，参天大树围合的林莽变成了杂树丛生、芳草依依。所以，中国画界一度需要有人提振精神，需要有人再次开天辟地。吴昌硕、赵之谦等以金石之力开山，惟其山不高，到头来视界有限、力道不够。正是因为齐白石来自民间与工匠的草莽之气，正是齐白石来自王闿运等大儒通家的天下之气，正是齐白石布衣终身、鬻画为生的务实，正是齐白石高寿体健带来的福气与子女绕膝增添的童趣，再加之陈师曾立足于历史的推动，齐白石彻底地打破了文野之间的壁垒，让自然清新的民间风气涤荡着画坛的重重暮气，与晚清民初的民族复兴思潮合力而成大业。所以，齐白石的独特，齐白石的开一代风气，齐白石的高标千古，应当是其诗书画印全面展开的结果，应当是其思想道德艺术天性整体进发的结果，也应当是其特立独行又上接天风下接地气的结果。
我们由此来认识黄宾虹、林风眠、傅抱石、李可染等艺术大师的探索。他们虽然人生经历不同、艺术起点不同、创作方向不同、思想取向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他们都立足于历史层面的认识，着眼于艺术的整体格局，从时代与创作的实际出发，做千秋之事且不求闻达。他们都十分重视美术史论，尤其重视学术思想的高度。黄宾虹有感于清代以降艺术创作的萎靡不振与民国流行的时尚浮夸，提出了“浑厚华滋”的美学理想。林风眠看到了中西两大文化冲突的必然性，试图通过创作来实现冲突伴生的交融，呈现一派烂漫，以及这种烂漫受挫的不绝忧伤。傅抱石与李可染都在山水领域下苦功夫，一个借重笔，散锋狂扫；一个借重墨，层层叠叠。黄宾虹的浑厚、林风眠的沉郁、傅抱石的恣肆与李可染的凝重，使20世纪的中国山水画完全打破了清初四王一统天下数百年的沉闷格局，从而使清新阳刚之气鼓荡画坛。
至如今，世界都成了一个村庄，人人都务实奔小康，要求艺术家淡泊名利可能有些笼统，要求艺术家孤军奋战可能有些过分，但是，希望他们在成名之前再认真点、再刻苦点、再扎实点，成名之后依然谦逊、依然进取、依然不为世俗所累应该不过分。把眼光放远大些，把责任提升为使命，既不做他人的皮毛，也不做自己的影子，孜孜以求而终生，这是一个艺术家成长为艺术大师的不二法门，也是历史检验真正艺术大师的不二尺度。当代那些想成为艺术大师的艺术家们、那些已经被人称为或自称为艺术大师的艺术家们应当明白这个道理。
一个艺术家在自己选择的山路攀登跋涉时，没有宣言，没有旗号，没有战鼓齐鸣，没有弟子如云、粉丝如云，常常免不了有孤独的感觉，所以，在他们同时期的作品中，常常感觉到形单影只的气息，而这种感觉往往如夜半更深的一声长箫飘来，并不强烈，却能拨动人的心弦。所以，我们常常说，那些打动心灵的艺术品也同时具备巨大的力量，原因就在于其隽永，因为这隽永通天达地。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