戾气弥漫，总以价值失控的方式，冲击着公共安全的神经，堆积日常生活的风险。在哈尔滨杀医案中，暴戾氛围，再度显现。
3月23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一名患者持刀砍死一名27岁的实习医生，还造成三人受伤。此案曝出后，在腾讯网的一个6161人参与的调查里，4018人表示高兴，占到65%，表示愤怒、难过和同情的，分别只有879、410和258人次。（3月27日 《中国青年报》）
是非被混淆，“舆情”很错乱。一起沉重的杀医案，本是信任内耗的恶例，当引起医患关系、话语协调、妥协艺术等命题的反思，却成了某些人的“庆典”；个中弥散的暴力伤害，也被他们解读为“快意恩仇”，甚至引发“泄众愤”的欢呼。价值错位，一至于斯，让人不寒而栗，并深感痛心。
65%的人对杀医案“高兴”，究竟是否有典型性，仍然存疑。水军潜伏，网民的年龄阶层局限，局部的反智，都可能让此调查不科学，凸显的是“虚假民意”，民众真实意愿却“被代表”。由颇具随意性的粗略调查，进而断言“集体无理性”，未免失之偏颇。
可就算“不以为悲，反以为喜”的网民不多，照样需警惕。极端情绪的“星星之火”，或将引燃一堆干柴，招致火灾。更何况，该个案也照见了现实中戾气的普遍存在：尽管未必反映了暴戾氛围的厚度，可至少印证了暴戾因子的潜滋暗长。
杀医案，本属撕裂了人性的悲剧。惯常的医患矛盾，因沟通路径不畅，两方被推上对立面，患者一怒之下，将刀指向了医生。互伤的结局，让人痛切。哲人说：“说服是摊开的双手，而非握紧的拳头”，暴力始终不是通向和解的通道。纵然对话平台匮乏，维权又遇阻，“拳头法则”都不应被奉为信条。
患者以极端化的杀人，是剑走偏锋。“非制度”的话语表达，既体现出弱者的无奈，也尽显暴戾。“以恶制恶”，从来都无关理性；在诉求摊开的情境下，以妥协为“敲门砖”，也许有助于矛盾纾缓。可拾起屠刀，却葬送了对等交流的空间，制造出人伦惨剧，令人扼腕的同时，也应唤起对医患紧张关系的追问。
遗憾的是，暴力的不可取，在反向诠释中，成了叫人拍手称快的义举。杀医的极端举动，被看成是情有可原。只因杀医案契合了“为民除害”的英雄叙事模式，满足了他们的看客式快感——在有些人看来，“看病贵（难）”、开假药、庸医坑人等乱象丛生，医生难逃干系，于是医生被视作“大敌”——他们便感到欢欣，也模糊了是非评判。
将杀医植入“医患对立”“医强患弱”的假想情境中，似乎很正义——把弱者想成“正义化身”，具有天然的道德优势，杀人是无奈选择。但实质上，这却是群体极化：任何偏激与暴戾，都该遭谴责。轻佻的欣喜情绪，替代了审慎的思考，无视生命零落，无疑是人性盲点，也是对生命价值的漠视。
暴戾披着“弱者立场”的外衣，与民粹合流，势必会灼伤公义，加深人际隔膜，抑制善的生长。当暴行被“认可”，道德尺度难免含糊，我们日常生活的风险也在堆砌：谁也说不准，我们能否免于屠刀的戕害；自危感的泛滥，会像噩梦一样缠着你我……
可戾气发酵，非“一日之功”。杀童事件、李刚门、药家鑫案等，“何不杀贪官”的呼声，都曾甚嚣尘上。暴力崇拜，在“江湖豪气”的包装下，显得十分合理，哪怕杀人犯法是基础性常识，协商让渡方为理性的对话。
暴戾和民粹的交汇，将社会置于“丛林法则”中。对此，纠结于“个体冲动”于事无补，剔除暴戾土壤，才能消弭暴戾的瘴气，构筑起向善的道德谱系。
诚如央视主持人白岩松所说，媒体不该用吸引眼球的方式鼓励仇恨。在惨案过后，媒体淡化“暴力之害”，却过度渲染“施暴者的动机合理”，只会是负面刺激。再者，影视里宣扬的“暴力美”“江湖法则”，引导作用不可小觑。以分级制等隔离手段，削减“坏的引导”，遵循人本伦理，尤为重要。
法治残损、公权力乱作为，更是在植下暴戾的种子。野蛮强拆对抗拆的倒逼，刑讯逼供引起民愤等，都会加剧弱者的受迫害感。强者为恶被豁免，也衬出法律疲乏。在不满情绪下，暴戾也就成平民发泄的路径。在利益分化的转型期，问题堆积，法治硬起来，政府直视和破解难题，强化对权力的制衡，补全制度空缺，才能让不公、敌意找到制度化的化解渠道。
“制度之后是人心”，在利益磨合中，人们恪守对话理性，共筑互谅的交往语境，摒弃对立思维与看客式冷漠，才是给文明“添砖加瓦”。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