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依然具有复杂性，特别是美国“无就业式增长”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为域外复苏带来了变数。在此关键时刻，有专家强调应再次启动大规模、一揽子的刺激性政策以确保经济快速增长，但也有专家指出应继续探索刺激性政策的退出方式以规避政策的负面后果。
讨论刺激性经济政策，关键是如何理解刺激性政策的实施条件和效应。就实施条件而言，政府作为政策实施主体在本质上是财富分配的机构，其实施经济政策的频度和规模严格依赖于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资源动员能力主要是指财政收支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总量的持续快速增长，我国政府的财政收支能力和经济调控能力已有了显著增强，但考虑到财政-居民收入的分割关系以及财政支出层面的公平效率问题，则高频度、大规模的刺激性政策很可能会遭遇条件弱化的挑战。在经济史上，很少有国家能够通过连续的大规模刺激政策来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相反，几乎所有的刺激性政策均会因实施条件约束而选择逐渐退出。
2008年下半年以来，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外部冲击的严峻形势下，我国审时度势地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政策措施为经济增长的快速反弹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任何刺激性政策均具有“双刃剑”效应，其在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带来衍生后果，例如：扩张的财政政策往往会产生“挤出”效应，而放松的货币政策则很可能为资产价格走高提供“温床”。正是综合考虑到刺激性政策的多重后果，我国当前强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增加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
对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而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具有基础性的地位。但经济增长仅仅具有“工具理性”，而社会发展、尤其是国内绝大多数居民的福利提升和生活改善才具有“价值理性”，经济增长必须惠及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才有终极意义，也才有可持续性。就此而言，当前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瓶颈”，不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力度不足，而是投资-出口主导的增长方式难以快速转型为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驱动的增长方式，构建在13亿人消费需求满足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方式才是稳健高速的。
在笔者看来，提升国内居民的消费能力、构建更具包容性和共享性的体制机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在经济史上，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样的特征事实：在经济增长面临困难的时候，人们往往具有更为强烈的改革意愿和相对不利的改革条件；而在经济增长形势大好的时候，人们往往面临更为有利的改革条件和相对弱化的改革意愿。
从国际经验来看，真正意义上的复苏具有复杂性、艰难性和关联性，且真正意义上的复苏必须依靠技术-制度创新来回应实质性问题，依靠刺激性政策很可能是实现了短期增长而遮蔽了结构问题。考虑到宏观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和“两难冲突”，我们当然应审慎把握现有刺激性经济政策的退出时机、方式和重点，考虑到财政-货币政策实施效力的差异性，我们可以按照货币政策先于财政政策、非利率政策先于利率政策的次序进行渐进式退出。与此同时，更应大力改善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以提升就业创造能力，着力改革分配制度以缩减收入分配差距，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稳定居民消费预期，以此构建内需驱动型、收益共享型的长期经济发展动力机制。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系副主任)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