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出台的工资条例仍然不能在强制力上、在从“说”到“做”的转折上进行有效突破，最悲观的预测可能是，在车载斗量的法律中渐渐被淹没直至不见。
备受关注的工资条例草案内容浮出水面。目前，草案已经完成，并将于近日上报国务院有关部门。条例草案核心内容将突出“调低限高”，即最低工资标准的增加机制和垄断企业尤其是高管工资的限制；在限制垄断行业高收入方面，草案要求垄断行业定期公布工资平均水平、涨幅、增长金额等内容。
已经记不清这是工资条例第几次进入公众视野了，几乎每一次的“将要”、“即将”之类的消息，都能引起全民聚焦，议论纷纷。然而，每一次都如同弹奏中的琴瑟忽然断弦般戛然而止，随即又匆匆淡出人们视线。喊了这么久的“狼来了”，这次似乎是动了真格。随着今年全国“两会”对收入分配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体面劳动”、“劳动尊严”等理念渐成高层共识，《工资条例》的推行势在必行，今后用工问题的法律责任必须更为清晰。今年一季度以来，广东、江苏、宁夏、吉林、山西、上海、浙江、福建、天津等省市自治区相继调高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都在10%以上，一些省份更超过20%。然而迄今为止，最低工资标准也仅仅是一个软标准，执不执行更多依靠企业良心与自省，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测算制定尚不够科学合理，调整的幅度与频率仍取决于单方意识。
有人得出结论———工资条例的出台是收入分配改革从“说”到“做”转折的开始。目前看来，草案突出“调低限高”是其中一大亮点，也是对穷人屡被拖欠工资、垄断行业高工资的积极回应。然而，且不说潜藏在高工资背后那躲躲藏藏、隐隐讳讳的高福利，如果工资标准只是审核批准，没有任何强制手段，一些垄断企业连涨个价都可以编造大幅的理由进行逼宫，可以在赚得盆满钵满的情况下仍然获得国家的巨额补贴，更遑论拿着自己的“合法利润”作“合理分配”？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基尼系数已经激增至0.47，大大超出0.4的警戒线。一项全国总工会关于职工收入的专项调查显示，208家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相差近18倍，两成职工5年间从未涨过工资。如果不正视这个问题，我们极有可能走向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极端。在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工资条例出台举步维艰，利益博弈如影随形，但从“说”到“做”这个转折我们不得不努力为之。
事实上，工资条例虽然早已成型并修改多次，并通过一些专家的片言只语满足了公众知情权，但一些条款涉及的基本问题仍存在很多争议，主要在工资的定义、调整范围、决定及增长机制、工人加班工资基数、政府调控职能等方面仍缺乏共识。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无疑是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实际上，从《劳动法》、《工会法》、《劳动合同法》到原劳动部的《集体合同规定》、《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再到全国总工会《关于积极开展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指导意见》，我国的集体协商机制在文本上不可谓不完善，但一旦落到现实，先天性强制力缺失的弊端彰显无遗，企业老板不愿谈，职工谈判能力弱、没有资格谈，所谓集体协商制度形同虚设，效果等同于没有。
说到底，在劳动用工领域，我们的软约束种类称得上繁多，该说的都说遍了，但问题屡屡出在执行强制力之上。如果我们出台的工资条例仍然只是满足于说教，不能在强制力上、在从“说”到“做”的转折上进行有效突破，最悲观的预测可能是，在车载斗量的法律中渐渐被淹没直至不见。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