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专家普遍认为，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5月11日《北京青年报》）
在民众切身感受层面上，贫富差距的日渐拉大早已是不争事实，各种群体性事件多发以及反社会暴戾情绪蔓延，其实就是“贫富差距突破合理限度”的表征之一；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收入分配改革问题亦被提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只可惜，尚未有可操作性和针对性的方案出台，被寄予厚望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公布日期也是一再被推迟。
专家提出要“像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其重要性也是人人可见的。吊诡之处在于：虽然人人皆知贫富差距需要守住红线，却无法确切知道红线何在。一方面，统计部门并不统计贫富差距，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没有官方数字，世界银行测算的0.47虽被学界普遍认可，但毕竟从未得到官方承认；另一方面，我国基尼系数早在10年前就越过了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0.47按说已是远远超过，但专家仍只能说“正在逼近”红线，因为耕地设定了18亿亩红线，贫富差距却从未设定过任何红线。
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现实：我们只知道要缩小贫富差距，却无法在官方统计里准确得到贫富差距数字，因而“贫富差距突破合理限度”只能是一种专家意见或者公民表达，在行政理念与官员意识的层面，贫富差距扩大似乎还没有成为一个核心话题，既没法成为像“十件实事”那样的政府任务，更没法成为像GDP指标那样的政绩追求。
房地产、矿产、证券等“最赚钱”暴利行业成就少数人暴富，以垄断和“身份”为代表的“权力分配”让垄断企业和公务员岗位成为香饽饽，高收入居民存在大量“隐性收入”各种腐败贿赂问题突出，落后税收制度失去调节贫富差距功能反而滋生马太效应，城乡政策不平等致使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关于贫富差距拉大，问题其实并不难于发现，学者们尽可以分析得头头是道，只是相关部门却可以充耳不闻，因为贫富差距既“不归我管”（没有这样的任务要求）也“无法去管”（没有评判标准和奖惩标准）。
从这个角度看，呼吁守住贫富差距红线多少有点凌空蹈虚，因为在政府官员的责任字典里，从来没有写入叫做“守住贫富差距红线”的任务条款；而在让官员为之奋斗的政绩赏薄上，更没有那条“守住贫富差距红线”的奖赏条款——既无任务又无动力，既不用担责也没有政绩，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与守住贫富差距红线，显然完全不具有可比性。
根本没有这条贫富差距的红线，自然也就没有突破红线之忧，更谈不上守住红线之责。而要想守住贫富差距红线，首先必须以法规形式确定红线，要给政府部门划定红线任务，将贫富差距问题列入问责目标和政绩考核。非此，缩小贫富差距就只能是一些官员眼中的伪问题。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