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年底的时候，就会有两个社会问题按时到来。一个是春运，另一个就是农民工讨薪。
央视《新闻1+1》播出了《依法讨薪，为什么还这么难》的节目。在节目中透露说，根据一份《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为了索要不足1000块钱的工资，完成所有的法定程序，农民工维权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种花费。
注意的话，你会发现《刑法修正案(八)》已经将恶意欠薪界定为犯罪行为。
但是在遭遇恶意欠薪的时候，很多农民工首选的依然不会是法律武器，而是“社会性讨薪”，被欠薪的农民工希望以这种方式来获得媒体和社会的关注；但是在媒体和社会的关注门槛越来越高的时候，类似的讨薪方式也越来越“剑走偏锋”，今年在深圳甚至出现了裸体讨薪这样的事情。
成本高，而且比较麻烦，中国老百姓的普遍心理是不愿意惹上官司，走法律程序是他们到了最后才不得不采用的方法。与为了索要1000元的欠薪，要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种花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恶意欠薪方即使是输了官司，除了被判支付欠薪之外，似乎并没有其他什么大的损失。利益大，处罚成本小，甚至没有什么处罚成本，让许多恶意欠薪者舒舒服服地“做老赖”。现行的法律对恶意拖欠者形不成一种足够强大的心理威慑。
在法律上，恶意欠薪虽然已经入刑，但是还没有相关的专门司法解释，所以有很多欠薪者，专钻这个法律的空子。有些欠薪案件虽然走了法律程序，但是法院开庭一年多了，判决也下不来。即使判决下来了，欠薪方一句没钱，也会遭遇到执行难的问题。
在农民工讨薪问题上，这些年我们做了许多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很大程度上还是停留在一种“修修补补”的阶段，缺少一种完整性、制度性和体制性。也正是这种缺失，才让农民工讨薪成了一个每到年底就定时爆发的社会性痼疾。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