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时期，国际上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中国经济责任论”，或者认为中国应为世界经济的复苏缓慢承担责任，或者认为世界经济的不平衡是中国的“不负责任”或“不确定性”造成的，或者认为中国应当对世界经济诸多难题的解决担负起更大的责任。
如何理性地看待“中国经济责任论”？笔者认为，目前全球共同面对着两大危机：金融危机和生态环境危机。前者是旧的全球经济制度体系和秩序所造成的，后者是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的。因此，中、美乃至全球，都面临着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和新的增长方式的共同目标。中国作为全球经济总量大国之一，无疑应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担负起更大的责任。但是，从发展所处的阶段、人均指标的发展水平以及中国在传统经济秩序中的话语权来看，中国所应承担的“全球经济责任”的范围与大小不应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等同。在全球经济责任问题上，也同样适合“共同而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不能无理要求中国为全球经济“看病”埋单。
一、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昭示，传统的全球经济秩序出现了诸多无法修复的缺陷，全球经济社会面临着重大的转型。重新构建一套适应当今发展态势的全球经济秩序，应成为各国的“共同责任”，中国在探索和构建新秩序的过程中，理应起到与之经济大国地位相适应的责任。但是，目前所提及的“中国经济责任”(高储蓄率问题、汇率问题、外贸顺差问题、能源消耗问题等)，多是站在维护传统经济秩序的角度提出的。西方发达国家是传统经济秩序的制定者、长期受益者，自然也应为其负面后果承担主要的责任，中国在传统经济秩序中既缺乏话语权，也不是长期的受益者，中国没有理由来担起这些方面的责任。“中国经济责任论”的问题在于构建新经济秩序与维护传统经济秩序责任的错位，一方面他们不愿中国在构建新经济秩序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极力要求中国在维护传统秩序中担负重要责任。
二、当前全球经济的最大问题是各国政府债务危机的持续爆发，其根源在于现代经济把“透支”作为普遍化的增长手段。常态化的透支短期内或有利于经济增长，但从整体和长期来看，透支并不能真正增加经济增长动能，只会把经济风险遗留到未来阶段，只会加速经济危机提前到来。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消费、财政、金融等各领域透支形成经济繁荣之后的崩溃。这一责任是任何他国都无力担当的。因此，各国的政府债务问题只能由他们自己解决，更主要的是，在新的阶段不能继续采取整体性透支的发展方式。
三、当前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本质是经济体系的内在结构问题，是生产能力过剩与需求不足的矛盾体现。从全球范围来看，全球经济中利润所占比重与工资收入所占比重失调，工资收入不足必然引致需求不足，利得过高必然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外国投资者之所以大量进入新兴国家，主要动因是劳动力价格低廉而可获得高利润率。这就是发达国家居民高消费、新兴国家居民低消费的根本原因。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所应承担的责任是合理提高劳动者群体工资收入的水平，而美国等发达国家所要承担的责任是合理降低其民众消费水平及其所要求的高收入水平(尤其是传统经济秩序中所赋予的资本利得者、高级管理者、金融业者、知识产权拥有者的高收入水平)。
四、在此前的经济秩序中，发达国家极力推动金融自由化、金融投资活动全球化，使先行国家“创造”金融衍生品图利发展中国家的图谋得逞，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国家层面的“传销”图利模式。新兴国家由于轻信其金融资产的价值、参与其相关投资活动，蒙受巨大损失。在这一问题上，中国与全球各国都应致力于协同建立全新的金融体系和监管体系，彻底摒弃金融资产脱离实体经济疯狂炒作而牟利的制度体系。
五、在能源和环境的责任方面，各国都应遵循“共同而有区别责任”原则。美国等发达国家要承担起工业化长期碳排放累积形成的历史责任、高消费水平形成的现实责任以及对全球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责任，而中国也应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动态增加分担减少能耗、减少排放的责任。由于贫困与生态破坏之间的关联性，中国和全球各国一样，如能有效治理贫困，那就是对全球经济社会稳定的最大贡献。
(作者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