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和平的到来，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新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迎来了二战后的人口增长高峰。其实，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指平均每个育龄妇女一生的生育数）并未发生多大变化，但建国后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和建国后医疗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的儿童死亡率大幅降低，人均寿命快速提高，使中国的人口再生产状况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迅速转变为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由此中国人口快速增长。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后，人口的快速增长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大三次会议（扩大）的讲话中提出抓人口问题“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遍实行”的设想，中央高层多次指出人口要有计划地增长。1953年的《农业发展纲要》首次写入了计划生育内容，计划生育开始在一些地区进行试点。从1959年开始，出现了三年自然灾害，出生率急剧下降，死亡率大幅上升，1960年首次出现了不正常的人口负增长，计划生育暂时被搁置。到1962年，自然灾害结束后中国出现补偿性人口生育高峰，于是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国务院于1971年批转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到1978年，“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写入宪法，计划生育成为了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由于60年代的人口快速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初国家开始在全国城乡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并且计划生育工作逐步增严，中国的高生育率状况很快得到改变，总和生育率快速下降，从1970年的5.8快速降到1980年的2.24，中国人口问题得到了有效控制。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快速下降到1980年的2.24，生育率仅处在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的世代更替水平是指下一代人口数量保持与上一代不变的生育水平，在发达国家这个数字是2.1，在中国约是2.3，低于这个数值则意味着人口必将减少）附近，可以说这时候的中国计划生育在控制“多生”方面已经基本完成了使命，和其他曾经实施计划生育的国家一样，下一步的计划生育工作就是防止生育率下滑到过低的水平。由于当时中国的人口结构十分年轻，人均寿命快速延长，绝大多数国民离预期寿命年龄还很远，这种人口状况决定当时中国即使一个孩子不生人口也能增长几年。就是这种人口结构，虽然中国生育率已经降到世代更替水平附近，但依旧使中国人口数量因寿命的延长而保持较快增长。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建国前的35岁提高到现在的72岁，也就是说中国孩子一个不多生，中国人口也会因寿命延长而增加一倍——即由5.5亿变成11亿。但这时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开始在中国盛行，国际人口控制思潮也对中国产生一定影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74年12月10日颁布的第三世界国家人口削减战略——《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的安全及海外利益的影响》也实施起来并通过各种传途径影响中国人的人口思想。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当时计划生育主任陈慕华、一胎政策总设计师宋健等认为中国必须实施一胎政策才能解决人口问题，否则中国将面临人口爆炸而不可收拾。宋健、田雪原等专家认为如果按中国当时的生育水平延续下去，2000年中国人口要超过14亿，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即使今后平均每位妇女只生两个孩子，也要到2050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后，才能停止增长。其实这种预测既是不科学的也不符合事实的，比如他们说“即使今后平均每位妇女只生两个孩子，也要到2050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后才能停止增长”，这是十分明显的错误。但这些专家的人口预测在当时引起人口学界和政界的很大震动，一些人甚至产生了中国要为此大动乱的恐慌心理。事实上如果考虑到70年代中国生育率的急剧下降、经济社会发展对降低生育率的强烈作用（这是已经被世界各国的人口发展史所证明的客观规律）、当时人口结构对人口增长的影响和科技进步对土地人口承载能力的提高，本不应该引起恐慌。但由于当时国民和决策层对人口问题了解不深，而且切身的体会到当时的人口快速增长，在人口恐慌之中一些专家的主张自然就成了国家的政策。
事实上，在一胎政策的执行中，一批人获得了很大的权力和利益，比如罢官和撤销国家饭碗的巨大权力，巨额罚款收入，大量灰色收入等，半月谈2009年第8期就报道了一名乡干部自曝地方计生成为当地最油水最风光最想进的政府部门。实际上，一胎政策是对计生部门的大扩权，赋予了计生部门很大的权力和巨大的利益，由此一胎政策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他们甚至置民族与国家利益于不顾而千方百计的维护一胎政策。姑且不论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正确性，据2000年人口普查客观数据显示，到了1991年中国总和生育率降到1.8，1995年降到1.48，2000年降到1.22，一胎政策也已经超额完成了历史使命。这时中国计划生育的任务不再是控制多生——因为多生的前提已经不存在了，而是应该挽救低生育率、鼓励多生。但这时，由于一胎政策已经形成了一批利益集团，他们千方百计的阻止人口政策调整：一有人提出中国不应继续实施一胎政策，一有人说继续实施一胎政策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利益集团就拿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当挡箭牌。在他们眼里，在他们的话语中，在他们所塑造的舆论氛围中，好像一胎政策本身就是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谁也不能碰它。结果，许多人不敢谈论人口，许多报纸不敢报道人口问题，许多网站封杀讨论人口的帖子，许多出版社不敢碰讨论人口问题的书籍。显而易见，利益集团已经运用自身权力和强势话语权控制了关于人口的舆论，并用这种方法成功的保护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同时中国和中华民族也付出了代价。既得利益集团已经给给整个中国灌输了这样的思想：一胎政策就是基本国策，所以一胎政策的负面作用不容讨论；当前人口政策就是基本国策，所以在人口方面不能报道相左问题；计生专家提出的生育率就是基本国策，所以多高生育率合适不容讨论；因为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所以无论计生部门无论做什么都不能讨论，否则就是质疑基本国策，就像质疑皇帝的新装是犯罪一样。俨然，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已经让既得利益集团解释成了为自己利益辩护的工具和万能的挡箭牌。
一项基本国策，必有伟大的宗旨和深远的意义。能写入宪法的政策，必有深远的内涵和科学的要义。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其宗旨是使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使中国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简单的说，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就是要使中国走科学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其宗旨和内涵与科学发展观是一致的。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这就是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最基本的内涵和最核心的使命。为了科学认识和正确了解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为了不使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被少数人当做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为了中国的可持续性发展和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我们需要纠正一些最基本的认识。
首先，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是为了实现人口的可持续性发展，过高和过低的生育率都不是可持续发展的。人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主体和人类社会存在的载体，人口是经济、社会、民族、国家的细胞，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再生产，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发展是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统一体。只有持续造人，才能持续造物。只有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社会、民族、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人口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没有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就不可能有经济、社会、民族、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和人口的科学发展是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工程，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确保不低于世代更替的生育率，是人口可持续发展的第一标准，也是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标准。现在中国生育率已经降到1.3左右，是属于十分危险的超低生育率，是一个无法维持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生育率，必定使未来中国面临重老龄化，必定会危害中国经济、社会、民族、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使中国未来发展面临严峻的人口结构形式。纵览人类历史，支撑一个国家实力增长的，在于其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能力。而物质再生产能力的长期发展，又取决于人口再生产能力。从长远看，人口再生产能力的变化决定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变化。要保证中国的成功崛起，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保证中国相对于其他大国有足够强大的人口再生产能力。很显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随着中国超低生育率的到来，一胎政策已经基本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对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需要重新讨论人口政策。所以，中国人口政策应该讨论。真理越变越明。讨论人口政策，为中国制定一个更符合当前条件的人口政策，是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可持续性发展发展宗旨对中国人提出的要求，谁不容讨论谁就背离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宗旨。
其次，计划生育是有目的人口调控，它既可以是鼓励少生，也可以是鼓励多生，这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来定，比如发达国家的计划生育就是鼓励多生。中国人有这样一个误解：误以为计划生育就是鼓励少生。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计划生育就是要通过人口调控来实现人口的可持续性发展，怎样可持续性发展就怎样调控。过高的生育率不是可持续的人口发展，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也是不可持续的人口发展，否则会有民族灭亡的危机，日本、韩国、欧洲等国家都有这样的担忧。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客观数据显示，我们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22。2005年1%人口抽查统计客观数据显示，我们的生育率也仅是1.33。人口专家按照1.3的生育率推算，到2100年，加上巨大比例的老龄人口，中国仅有4.7亿人；到2300年，加上巨大比例的老龄人口，中国的总人口数量仅为2800万！显然，那怕中国现在有20亿人口，中国人也应该有这种担忧。所以，不要认为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就是要鼓励少生，像发达国家一样，未来中国计划生育也要鼓励多生，因为这本身就是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可持续性发展宗旨和富民强国目的的内在要求，不能理解这一点就是在误解或曲解我们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第三，根据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宗旨的内在要求，根据党的科学发展观和与时俱进的内在要求，某一个时期的人口政策是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在一定条件下的具体实施内容，但不等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本身，它要随着具体社会条件的变化根据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精神的内在要求而与时俱进的调整。当条件变了，由多生变成少生或不愿生，由高生育率变成低生育率，这时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就内在的要求调整具体的人口政策，否则就违反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和宗旨。根据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查的客观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1.3左右，是属于十分危险的超低生育率，是根本不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91年就降到1.8，2000年降到1.22，这皆不属于可持续发展的生育率水平。按照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宗旨和精神所提出的内在要求，根据党的科学发展观和与时俱进的要求，中国也应该鼓励生育了。但这时，既得利益集团不但不提鼓励生育的事，反而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置民族未来、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千方百计的维护已经不符合历史条件的一胎政策（或：一些已经不符合历史条件的具体人口政策）。显然，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宗旨的内在要求、党的科学发展观和与时俱进的内在要求来讲，计生委和人口专家中的一些人员已经违背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党的宗旨20年！但在现实中，既得利益集团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却把自己描绘成维护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受害者，中国人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政治觉悟。
同样，根据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宗旨的内在要求，根据党的科学发展观和与时俱进的内在要求，什么样的具体政策是科学的，什么样的具体政策是可持续发展的，什么样的具体政策是符合当时条件与时俱进的，要有充分的讨论，科学系统的论证。只有这样，才能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才能体现出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党的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才能真正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否则，就会让既得利益集团顺利的掩盖自己不可见人的目的，让我们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成为他们手中为维护自身利益而玩弄的工具，损害我们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声誉，危害我们党和政府的形象，而我们的民族与国家却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那点利益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无论是200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还是近几年的人口抽查，客观调查数据均显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1.3左右，这已经完全不同于上世纪五六年代的人口状况，根据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内在要求、党的科学发展观和与时俱进的内在要求，这时候就需要对人口政策进行大讨论，制定一个更符合当前历史条件、更符合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精神、更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与时俱进的人口政策。否则，我们就违背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宗旨，违背了党的科学发展观，历史也要骂/说我们不与时俱进了。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