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名为《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于近日发布，根据调查结果，江苏、四川、福建、重庆四地幸福指数最高，有近半数的被调查者对家庭生活现状表示满意。而经济最为发达的深圳、北京、上海、浙江幸福指数最低，成为中产家庭心中“不够幸福”的城市，或者称为“伪幸福”。(3月17日广州日报)
何谓幸福？又何谓伪幸福？这是一个“仁者见仁”的问题。幸福其实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有人腰缠万贯却时时感到心情郁闷而感到不幸福的大有人在，而那些生活在社会低层，也仅仅满足基本口腹之欲的农民工群体，他们也未必感觉到生活就不幸福。幸福是相对的，也是绝对的，不一而足，采集一两个城市为标本来证明我国中产者存在“伪幸福”，实质意义并不大，也不具备代表性和说服力。
按照相关调查的标准，其直接依据认为：几年前，深圳市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项目组对深圳全市户籍登记系统进行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结果让人咋舌：深圳居民精神疾病总患病率达21.19%，也就是说，深圳5个人中就有1个人有精神疾病，这个结果是10年前患病率的4.4倍！也就是说，精神病发病率增高，是人们“伪幸福”的一个证明。另一个依据是深圳等“伪幸福”城市日益高昂的房价、子女教育成本压力增大等。笔者同样认为，这不是认定人们是否“伪幸福”的关键。以我国邻国日本为例，某资料显示，今天的日本社会却变得日益“忧郁、敏感和脆弱”。近年来由于学业负担重、人际关系不好和工作压力大等因素，导致心理失衡、焦虑恐惧，甚至自杀的日本人逐年增加。据统计，同为发达国家，日本的自杀率是美国的两倍。那么，精神类病症同样增多甚至自杀率增高，就能以此判定日本人更“不幸福”吗？很显然，其依据的判定理由本身就值得商榷。
实际上来说，反映在一些城市中产阶级群体身上的“伪幸福”问题，是当前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性产物。部分中产阶级背井离乡，少有亲人倾诉，经济收入压力又大，而这种郁闷长期以来又无法得到有效渲泻；另一方面，我国正处于关键的社会转型期，虽然物质生产日益发展、社会成果得到极大增长，但有关方面对职工和劳动人员的精神方面的需求和保障，尚未引起高度重视。再加上做为中产者本身，也缺乏一个善于自我调节和自我排解不正常心理的能力。等等，这是导致部分被调查者深感“伪幸福”的最重要原因。
众多中产家庭是否幸福、是否“伪幸福”，依然是“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家庭眼里也有一千种不同的幸福观”。以“伪幸福”来解释城市发展现象，是不太靠谱的，这个调查唯一的贡献是，可以引起有关方面对如何提升城市中广大的中低收入者、中产者精神生活质量，提一个醒。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