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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发展的效率不是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局部的眼前的效率，最终要被社会的不和谐所动摇和抵消
岁末年初，新旧交替。如果要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已经过去的２００９年的话，我脑子里随即就冒出了“拆迁”。为了拆迁，２００９这一年，上演了无数人间的悲喜剧。
最悲的自然莫过于成都的唐福珍自焚。为了抵制强行拆迁而愤然自焚，电视中那惨烈的画面，相信任何人看后都不会安心；最喜的应该是北京海淀一家餐馆为了抵制拆迁，尤其是防止夜间被偷拆，公开招聘具有“不怕苦、不怕打、不瞌睡”耐力的“钉子户”。不仅真的有人前来应聘，而且最终应聘的陆大任，以前偏偏是拆除别人房屋的拆迁队长。
为什么出现这样戏剧性的转换？据报道，这是由于在长期的强 制拆迁行为中，陆大任亲眼目睹了许多被拆户拼死抵制的惨状，血淋淋的惨景和良知的考问，使这个拆迁队长换位思考，最终反串“钉子户”，为被拆迁户赎罪。
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记得上学时读过的法国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其中就有一位良心发现并引疚自杀的警官。因为他亲眼看到自己一再迫害的犯罪嫌疑人冉阿让，其实是一个心地善良、处处为别人着想、救弱扶残的好人。
误解是难免的，但知道错后良心发现、并且勇于承担责任的人，是难能可贵的。所以，无论２１世纪的中国的陆大任，或者１９世纪法国《悲惨世界》中的那位警官（艺术真实），都是值得尊敬的，其人性的光芒，跨越了 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而恒久。
进入２１世纪的中国，自然与１９世纪的法国不能相提并论。《悲惨世界》描写的１９世纪法国，正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资本至上的原则，使资本家对劳动者严酷压榨；进入２１世纪的中国，正在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小康生活，国家保护和发展公民的各项权利，比如鼓励公民拥有“财产性收入”，无产者将变为有产者。
不过，应该看到，正是因为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阶段，在中国，民间私有产权在历史上一直处于很难自保的地位，它虽然没有《悲惨世界》中那样对劳动者严酷压榨，但在它头上却有一座高高的政权之山压着，它随时都有可能被公权剥夺和侵占。新中国以前，不仅漫长的封建社会是这样，就是宪法上保护资本主义、保护私有产权的中华民国时代，也照样是换汤不换药，名至而实不归。
改革开放后，私有财产受到法律上的保护，《物权法》标志着最高的境界。但落实起来很困难。
《物权法》公布实施３年来，与之抵触的法规本应当自动废止，但相反，公权机关凭着一纸《差遣条例》，照样我行我素，强制拆迁不仅没有绝迹，反而愈演愈烈。唐福珍自焚之类的悲剧，到处都在以不同的版本上演；而陆大任应聘钉子户，听起来很戏剧，但细品之下，实在是让人辛酸。
当然，我们也不妨换位，站在拆迁者的立场思考一下。不排除有的强制拆迁，的确是为了加快城市建设速度，是“为了公共利益”。但问题是，如果发展的效率不是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局部的眼前的效率，最终要被社会的不和谐所抵消。马路倒是宽敞了，不堵车了，但被拆迁者的心灵却整天被愤怨堵塞，如果他产生报复心理，这样的社会能安全吗？能和谐吗？甚至根据《物权法》规定不得使用强制手段的商业拆迁，又何尝不是公共利益。试想，如果没有人开办商场，消费者去哪里买东西？如果没人开餐馆，上班族就要回家做饭；如果开发商不盖房子，你再有钱也要睡马路。仅仅因为是公共利益，就一定要牺牲个体的合法利益，是侵权行为。为了“公共利益”的强制拆迁，不仅“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要廓清，而且强制拆迁一定要建立在合理补偿之后。相信这次修法能够实现这个目标。
而如今，在公平合理的制度尚未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在欣赏以往发展的速度时，且不可忘记了那些面对“发展”神圣口号而委曲退让的人们：他们做了牺牲，但没有报复社会。
以上说的是公民的财权的安全。至于公民的人身安全，比财权更重要了，但是并不安全。比如，发生在黑龙江东宁县的“母报案，儿抓人”事件，报案说“诈骗”者两人，结果抓来１２人。除了两个无罪小贩沾点儿边，其他１０人连影都没有，完全是祸从天降。你说他们的人身安全吗？保证公民的人身安全。希望这使是２０１０年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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