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化发展的经验表明，工业化的城市聚集效应明显，城市运行成本低，产出效率高。但必须警惕走上高成本城市化道路。
●现在我国城市化还是“硬城市化”，是指建城市、修马路或者盖高楼。在“软城市化”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主持人：本报见习记者柳田
●嘉宾：皮埃尔·雅克(法国开发署战略部总监兼首席经济师，法国路桥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
刘霞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室主任)
柳田：世博会日程过半，人们更多地开始思考后世博时代的城市发展。对中国来说，城市化不可避免地带来对环境的压力，所以不能重复工业化的发展轨迹，而必须转向建设低碳、节能型城市。二位怎么看中国城市化的这一未来走向？
皮埃尔·雅克：如何应对环境和社会问题的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中国城市管理者关心的问题，也是许多寻求新的发展模式的发达国家所关心的问题。城市每天都在面对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它应该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参与者和创造者。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并不是单一的，它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进程，在这个进程中社会要学会适应其所面临的种种限制与挑战。或许，中国的城市实践能为发达国家提供某种启示意义。
刘霞辉：对于城市化未来的走向，个人认为不能过分乐观，因为中国转向低碳的城市化道路将面临较大的压力。目前来看，现有产业体系适合于我国基本国情，也适应我国的国际分工。此外，在可预见的未来，城市建设的模式并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重化工的需求也不会在一夜之间停滞。今天制约人类经济发展的稀缺资源是化石能源，大幅提高化石能源和二氧化碳的生产率，将是未来几十年经济创新的主要任务。
柳田：有人说中国用30年的时间实现3亿农民进城，没留下贫民窟，是城市化成功的范例。但也有人说中国城市化落后且结构扭曲，土地城市化的速度远高于人口集中的速度。怎么看待城市化进程？
刘霞辉：只要人离开农村，就是城市化的成功。因为现在我国城市化还只停留在“硬城市化”层面，即指建城市、修马路或者盖高楼。在“软城市化”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怎样使农民工进城不只是为了寻求短期的更好收益，而能够在城市中有更好的生活，或者使城市成为他们未来的家；如何依托城市化逐步建立以人为本的社保体系，逐步取消户籍制度，建立一个广覆盖、可转换的基本社保体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口城市化。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各方面协同思考解决。
柳田：城市化对于经济学家们来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课题？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很多经济学家就提出城市化是走出经济低谷的唯一路径，对此我们应该怎么看？
皮埃尔·雅克：城市化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不可避免的过程，将其发展的方方面面管理好是至关重要的。城市能让人们从经济活动所实现的效益增长中受益，因为各行各业互相促进发展。长期来看，城市发展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动力。但事情的反面，就是城市化所带来过度拥挤及污染和环境加剧等负面影响。我们应该认识到发展并不意味着追求过度的城市化。否则，代价可能会很高昂。
刘霞辉：全球城市化发展的经验表明，工业化的城市聚集效应明显，城市运行成本低，产出效率高。但是正如雅克先生所说，必须警惕走上高成本城市化道路。城市化的高成本体现在基础设施的高投入和房产价格的居高不下。如果城市化成本过高，将直接导致工业竞争力陡然下降，也会导致城市的规模效应被高成本吃掉。这一趋向已经开始出现，如房地产价格上升速度过快，超过了中国现有人力资本和回报水平的提升速度，直接影响产业效率。为此，应合理控制过大的城市公共投资，使城市发展与自身的能力相适应。
柳田：高速城市化给规划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有数据称，未来40年全球将有30亿人口进入城市。届时，现在已经凸显的诸多“城市病”会不会更加严重？
皮埃尔·雅克：现在很多城市都面临着城市扩张、人力资本集中与创造高质量就业三者之间的矛盾。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城市正在经历的“城市病”也是世界上许多其他城市所面临着的问题。但是，我认为这种状况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更为普遍的宏观经济问题，对中国而言，特别重要的是如何将由出口拉动的高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社会财富进行更为合理的分配，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
对于越来越拥挤的城市，如何解决人口压力和城市化的需求、城市设施扩建与实现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是问题的核心。解决问题的要素之一就是制定合理的城市规划，即从整体角度规划城市发展的未来，充分考虑城市发展的速度、密度，各功能区的分布、交通、出行、基础服务等众多要素。如我一开始说的，没有谁有万能的方法，但可以通过加强研究和经验交流来寻找突破。需要指出的是，城市化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从中国大城市圈发展，到非洲采用较为分散的城市化方式都可探索。因此，未来40年30亿人口的城市化进程应该是以非常多样的形式完成。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