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新情况，创造更加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更需要加强前馈控制。前馈控制虽然是一个现代管理学概念，但其作为一种管理思想却古已有之。我国古代先贤不仅具有超强的前馈控制意识，而且还不乏深邃的前馈控制智慧。挖掘和梳理蕴藏其中的精华，无疑会对我们当今创新社会管理提供思路和启迪。
［关键词］
社会管理；前馈控制；古代管理思想
前馈控制作为相对于反馈控制而创设的一个概念，主要是指事先控制不利因素输入系统之中的一种管理行为。前馈控制与反馈控制的事后控制行为恰恰相反，前馈控制方法的特点是观察那些作用于系统的各种可测输入量和主要扰动量，分析它们对系统输出的影响关系，并预测输出结果与预期结果之间的偏差，并在这些可测量的输入量和主要扰动量的不利影响产生之前，通过及时采取纠正措施，来消除它们的不利影响。由于前馈控制以系统的输入或主要扰动信息为馈入信息，在系统的输出结果受到影响之前就纠正偏差，从而可以克服反馈控制因时间滞差所带来的缺陷，从而大大改善控制系统的性能。[1]简言之，前馈控制强调的是在输入过程中对扰动因素的过滤、纠偏或阻断，其直接作用是不使不利因素进入对象系统，其目的是防患于未然，其优势是可以避免反馈控制的时滞效应。
前馈控制虽然是在现代控制论产生后才提出来的一个管理学概念，但是作为一种管理思想和智慧，不仅古已有之，而且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前馈控制和反馈控制从来就是一种孪生而相对应的管理取向：前者尊崇曲突徙薪，后者偏好亡羊补牢。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程度的时代原因，反馈控制在传统社会中似乎更加适用，但随着现代社会结构的日益复杂和运行速度的日益加快，反馈控制的时滞缺陷日益暴露出来，因而人们终于移情并更多寄望于前馈控制的作用。尤其在我国，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新情况，创造更加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更需要加强前馈控制。为此，本文对搜集到的古代相关资料进行初步梳理，以期对基于前馈控制的社会管理创新有所裨益。
一、见几而作，不俟终日
古人主张一旦发现事情的微动征兆，便应立即采取相应的行动，不要待到事情已经发展到无可救药时才手忙脚乱被动应对；同时还认为：如果能够在管理活动之初就注意研究并把握各种哪怕是十分微小的扰动因素，便能掌控事物运行全过程的主动权，从而获得管理的成功。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易经》和《韩非子》等典籍中。
《易·系辞下》说：“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2]。这里所谓的“几”，就是事物过程之初刚刚显露出的端倪、征兆。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即将或者有可能输入系统的扰动因素。而这些扰动因素又往往只是一种细微的变动即微动之几，不仅不易为人所察觉，而且或吉或凶之后果却又蕴含其中。因此要想把握这些微动之几，就必须注重对那些将输入系统的微小变量进行分析研究。《易·系辞上》说：“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3]这就是说，凡是成功的管理者都是注重“研几”的，只有把握了微动之几，才能实施前馈控制，才能成功。
这种“见几而作，不俟终日”的前馈控制思想在韩非子那里有着更为生动的体现：
扁鹊见蔡桓公，立有间，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桓侯又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望桓侯而还走。桓侯故使人问之，扁鹊曰：“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居五日，桓侯体痛，使人索扁鹊，已逃秦矣。桓侯遂死。[4]
这个故事说明，任何败局的形成都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由隐匿向显著发展的过程，而在演化过程中，往往有多次实施前馈控制挽回的机会。桓侯之病由腠理而至肌肤，由肌肤而至肠胃，由肠胃而至骨髓，终于陷入了无可挽回的绝境。正是因为他没有“见几而作”，听从扁鹊实施“前馈控制”的建议：病在表皮，用药物热敷可治；病在肌肉，用针灸可治；病在肠胃，用火剂可治；病在骨髓，那就没有办法了。
二、未乱先治，图难于易
2500年前的大哲学家老子深刻指出：“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徵易散。”[5]意思是说：当事物尚处于稳定状态的时候，容易掌握；当事物尚未显露出变化征兆的时候，易于谋划；当事物尚处于脆弱状态的时候，易于溶解，当事物尚处于细微阶段时，易于消散。老子在这里深刻地表达了“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的辩证思想，为我们指出了一条以极小的管理成本取得成功的思路，这就是“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6]老子这种主张未乱而先防先治思想，其实就是对现代前馈控制理论的精彩诠释。
老子这种未乱先治，图难于易的前馈控制思想，在古代中医学中亦有极其精彩的反映。中医认为：病在几微之际难知而易治，一旦昭著则易知而难治。所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邪内之至也，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7]意思是说，病在皮毛，证候不明显，非精细观察不可能得知，如果及时治疗，病变初起即除，自然不会深入扩散。否则，入于肌肤，转而筋脉，而六腑，直至侵入五脏，使人处于半死半生之危地，即使得以存活，元气已经倍受损伤了。《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7]这里以“渴而穿井”作喻，来表现凡事不能谋划在先、临时抱佛脚的窘态。而西方现代医学也证明，人类很多疾病其实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病，只是缺水而已，所以不要等到口渴才去饮水。二者虽不在同一层次，却也相互印证。张介宾说：“祸始于微，危因于易，能预此者，谓之治未病，不能预此者，谓之治已病，知命者其谨于微而已矣。”[8]微者，动之几也，病未形而及时治之，用力少而成功多。
三、防患未然，预控为重
危机的发生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偶然性往往寓于必然性之中。因此古人主张在管理活动中要大胆假设可能出现的问题，并事先采取措施以防不测，而且更为深刻的是，古人认为这种事先的预防与预控，要比事后的应急补救更为重要。这一思想在《汉书·霍光传》所记载的“曲突徙薪”故事中有着生动而深刻的体现：
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直突，傍有积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应。俄而，家果失火，邻里共救之，幸而得息。于是杀牛置酒，谢其邻人，灼烂者在于上行，余各以功次坐，而不录言曲突者。人谓主人曰：“乡使听客之言，不弗牛酒，弱亡火患。今论功而请宾，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请之。[9]
这个故事所讲的是一个更加典型的前馈控制，而且把前馈控制和反馈控制的优劣和重要性做了鲜明的比较：把烟囱改弯不使火星窜出，使柴草远离烟囱不使接触火源，是防止火灾发生的前馈控制；发生火灾，再去救火，是反馈控制。结论是评论功劳，首先应当奖励提出“曲突徙薪”建议的人，而不是救火被烧伤的人。唐末诗人周昙曾就此事大发感慨：“曲突徙薪不谓贤，焦头烂额飨盘筵。时人多是轻先见，不独田家国亦然。”[10]联想我们现在的社会管理，我们奖励了多少“救火英雄”、“抗洪英雄”、“抗震英雄”……，但至今我们还没听说奖励名目中有过“防火英雄”、“防洪英雄”、“防震英雄”……。中央从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连续四次全会中反复强调要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管理机制。可是在近十年来，我们似乎并没有奖励过那些在“预警”方面做出过贡献的人，而是把“应急”放在了十分突出的位置。大多数情形是：当危机处置成功后，参与处理危机者往往得到奖掖；而危机出现前的预见者，常常是不受欢迎的人。这种“重应急、轻预警”，“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的思维和行为定势，造成一种很不好的管理文化氛围。“若嘉徙薪客，祸乱何由生”。曲突徙薪的故事的确很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四、先戒为宝，宁可虚防
反馈控制的最大缺陷是在问题出现到问题得到控制之间有一段时间滞差，在这个时滞中，“问题”的量和质都可能发生很大变化。所以，尤其是对“大滞后系统”，反馈控制甚至很难奏效。但是反馈控制也有很大的优点就是他的“实在性”或“确定性”。相反，前馈控制虽能防患于未然，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他的“虚拟性”和“不确定性”。也就是说，你事先防备的事件并不一定实际上会发生，或者说即便会发生，概率也是比较低的。这样就带来一个前馈控制的投入成本值不值的问题，对于官员来说就是投入后能否产生“政绩”的问题。因此较短的治政周期(一般是5年换届，最长不得连任两届)和较长的危机发生周期(一般是10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一遇)就形成了一种博弈。其结果是多数管理者“明智”的采取了短期行为，将管理资源主要投入见效快的所谓“政绩工程”，而对那些带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危机的出现心存侥幸。对此《吴子》、《心书》和《兵经》等古籍中的观点应引以为戒。
《吴子》“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今君已戒，祸其远矣。”[11]三国时期，诸葛亮集政治家与军事家智慧于一身，著《心书》警示人们：“国之大务，莫先于戒备。”[12]《左传》讲：“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13]《盐铁论·卷八》讲“事不预辨，不可以应卒。内无备，不可以御敌。”宋代许洞《虎钤经·三才随用》讲“善用兵者，防乱于未乱，备急于未急”。[14]《兵经》认为：古人指挥部队作战，历经千险，平安无患，并不一定都有超群出奇的智谋，不过能预先有所准备罢了。如果做了预案而敌人并未来犯，也不必遗憾：“宁使我有虚防，无使彼得实尝”。[15]古人这些对于前馈控制和反馈控制的利弊权衡，应该值得我们当今的社会管理者效仿。
（责任编辑：王雅洁）
